国家安全问题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改革方向

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日益交织在一起,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在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在回顾WTO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则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安全对贸易政策日益重要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解决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行路径及具体的举措。美国特朗普政府是近年来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主要推手,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政府更迭为重新讨论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供了新的机会。本文建议中国应该主动为这一机会做好准备,设计新的策略,以尊重WTO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避免隐形贸易保护主义双重目标为基础,推动集体解决国家安全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     

审慎例外条款实证分析——以中国自贸协定为例

金融服务自由化是WTO成员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一直通过自贸区战略积极稳妥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为保证缔约方拥有足够规制主权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此类自贸协定大多含有审慎例外条款。WTO阿根廷金融服务案的相关裁决有助于澄清审慎例外条款的抽象模糊之处,中国自贸协定应当以此为鉴,优化审慎例外条款,以增强金融市场开放承诺的可信度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WTO“安全例外”条款的应用与争论

当今国际社会不存在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政府,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首要任务是维护安全(生存),从该意义上说,安全利益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因此,WTO(含前身关贸总协定)在规定自由贸易原则的同时,还规定了"安全例外"条款。到目前为止,美国-尼加拉瓜案、前南斯拉夫案、《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争端、尼加拉瓜制裁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案就援引了该条款。同时,围绕该条款的解释和专家小组的权限的争论长期存在。一方面,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需要照顾;另一方面,各国又不能过度引用该条款,以保证正常贸易的自由化。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进出口管理及外资并购立法中都贯穿着这种安全例外思想,我国有关立法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WTO例外条款:理论解析与中国实践

例外条款是WTO平衡贸易目标与非贸易目标的重要条款,它对设置义务的一般性规则或原则加以限定或限制。在WTO争端案中,被诉方可以援引例外条款来抗辩被诉措施的合法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为识别例外条款确立了一些标准,如对例外与排除适用规则进行区分、考虑规则本身的性质及重要性以及将当事人的态度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等,但实践中却并未完全遵行这些标准。肯定性抗辩是争端解决实践中与例外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例外与肯定性抗辩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基本在大体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中国应在未来的争端案中更多地提出例外条款抗辩,如获支持将极大地维护我国的权益。     

论WTO安全例外对单边贸易制裁的有限治理——基于“俄罗斯过境限制案”的分析

对成员方援引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DS512案专家组除了明确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外,还提出善意解释基本安全利益和最低限度合理性两项要求,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争端解决机构在该条款具体适用问题上的审查权。然而,从专家组对条款的解读来看,其审查明显具有弹性,基于安全例外问题的双重属性,基本安全利益和最低限度合理性的定性模糊以及制度供给的不足,实际意味着争端解决机构对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介入审查有限,即有限治理。在应对美国以安全例外之名施加钢铝关税制裁时,理性看待WTO规则治理的效果,并在规则治理之外,设置WTO改革议题,以宏观制度层面的对话磋商促进具体争议的解决,无疑是一条更为合理的路径。     

WTO法律体系适用条款的程序法演变分析

WTO通过放宽对成员国管辖权的限制、认可"法庭之友"提交的资料和恢复GATT相关条款的逻辑推理路径,为援引"环境例外"条款提供程序上的保障.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实体法解释和程序方面的变化表明,WTO法律体系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成功援引"环境例外"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     

美国人权措施与自由贸易理念

自由贸易是WTO倡导的国际贸易法理念,成员之间应当削减或取消一切贸易壁垒,共同承担多边自由贸易的义务.基于人权目的贸易限制或禁止行动,被设定为背离多边自由贸易承诺的有限例外情形.美国根据国内贸易法,采取单边人权制裁措施,虽有WTO一般例外条款作为证明其正当性的基础,但在个案中是否保持了与WTO规则的一致性,曾经引发了诸多贸易争端.     

TBT新近案例关键争议点分析:趋势与启示

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在国际贸易中作用凸显,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文章通过对1995年以来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的五个TBT典型案例,尤其是2012年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从WTO争端解决机构对TBT协定附件第1.1条、2.1条、2.2条和12.3条的解释和适用,对"技术法规"、"非歧视义务"和"不必要贸易限制"等关键条款进行分析和厘清,分析TBT协定适用趋势,为我国运用国际规则应对有关TBT贸易争议案提供依据。     

“超WTO条款”法律适用研究:基于中国“稀土案”的考察

在WTO体系中存在专门适用中国之规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加入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在这其中又包含不少"超WTO条款(WTO-plus provisions)",是中国承担"超WTO义务"的文本体现。新近"稀土案"再次将"超WTO条款"与《WTO协定》,尤其是与GATT例外规则的关系问题置于关注视野。立法上的不足导致目前司法裁判者对"超WTO条款"的适用采取区分对待,争端各方对此则各抒己见。"稀土案"的裁决表明即便裁判者内部对同一"超WTO条款"的适用也存在分歧,并出现"单独裁判意见"。对此适用争议,短期内试图通过顶层的立法澄清恐难实现,为此可考虑通过WTO决策机构"专有解释"的第三条路径,弥合对该问题的分歧。与此同时,"稀土案"及其法律适用,将为中国参与全球规则谈判和国内治理带来诸多启示。     

从外部基准看中国补贴领域的超WTO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所谓超WTO义务("WTOplus"),是指WTO某些成员所承担的高于普通成员所承担的WTO义务。随着中国出版物案、原材料案和稀土案中一再出现的"GATT一般例外条款对《中国加入议定书》的可适用性"之争持续升温,超WTO义务问题也日益引发各界瞩目和重视。WTO法律体系怎么会产生超WTO义务条款呢?多数学者都认为,超WTO义务起源于加入议定书和被纳入加入     

WTO安全例外条款分析

WTO与国家安全例外相关的规则本身较为模糊。WTO是否有权、以及将如何裁决国家安全措施导致的贸易纠纷均无明确答案。在目前国家安全相关贸易纠纷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争议成员应遵循"善意"原则,尽量避免贸易纠纷升级,务实地寻求双边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完善多边贸易规则。     

WTO体制下普惠制的变化与未来——以欧盟新普惠制方案为实证的分析

普惠制的实施历时40余年,它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实施普惠制的法律文件构成WTO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随着WTO体制的建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与冲击,WTO发达成员已先后公布与实施新普惠制方案,受惠条件明显提高甚至订入了附加条件的特惠条款,动摇了WTO体制下普惠制的非互惠与公平原则。可以预见,普惠制作为一项制度最终或将退出国际贸易舞台,而作为一种精神还将存续并扩展适用于WTO其他领域。     

对中国在WTO体制内能否如期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几点思考

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的规定,中国在WTO体制内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将于2016年12月终止。但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毕业条款"的不同阐释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对WTO进口成员国内法的范围及其适用条款的正式解释在WTO法上未有明晰规定,而WTO对产品倾销与非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给予的法律支持与DSB在相关案件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待遇的性质定位之间也存在冲突。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因素,要求中国不能坐等由时间可能带来的乐观效果,而应未雨绸缪,以应对WTO相关成员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情势。     

The Discouraging Effect of Risks in WTO Negotiations: Determinants and Perceived Changes

The observation has frequently been made that uncertainty about the legal meaning a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WTO agreements exert a discouraging effect on the progress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determinants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in the WTO. It also examines changes in these determinants over time, pointing to increasing levels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The argument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members of national delegations to the WTO and with WTO employees.     

从WTO协议中“最惠国条款”及其例外看自由贸易区的兴起

最惠国待遇条款是WTO赖以存在的基石,GATT第24条作为最惠国待遇的最大一项例外为自由贸易区(FTA)的建立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由于该条款谈判历史上的原因,GATT第24条的条款并不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兴起和发展使其正成为平行于WTO体制之外的国际经贸法制。中国应根据本国经贸状况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自由贸易区体系和规则。     

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本文通过对《金融服务协议》(FSA)有关条款及制度设计的考察,说明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保证成员国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有限流动及金融资产安全;各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由谈判程序和正列举承诺方式决定的制度设计可保证成员国根据本国金融业竞争力水平自主决定其开放进程。文章结论认为,WTO下的成员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会引致本国经济的不安全。     

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分析

针对入世后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能源进口的迅速增长)是否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这一问题,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进口贸易增长现状的最新数据,评价了我国的进口安全状况,结果表明:尽管1999年后我国进口贸易迅速增长,但除了部分重要商品和产业领域应引起关注外,进口基本没有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GATT1994文化贸易产品待遇条款评析

GATT1994第4条是WTO规则体系中唯一一条直接涉及文化产品贸易待遇的条款,其对于文化产品特殊性的认定,国内配额措施背离于多边贸易规则之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并在特定条件下例外于WTO体制基石之国民待遇的允许,经历了长久的争论与谈判,体现了文化贸易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GATT1994第4条的内容却遇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挑战,在文化多样性作为全球公认价值的今天,其适用范围的大小也成为文化价值诉求能否顺利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非WTO国际法规范适用于WTO文化贸易的可行性——以中美文化产品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为视角

WTO法律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法律怪圈,非WTO国际法规范在理论上具有适用于WTO案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也曾适用非WTO国际法规范解决成员方的贸易争端。适用的渊源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条约,适用的方式包括直接适用和"作为解释的证据和材料"。而中国在中美文化产品案中的败诉凸显出WTO的文化贸易立法不具自足性,无法保证成员有效维护本国文化主权。在WTO现有文化贸易立法之外,存在适用《文化多样性公约》等非WTO国际法规范的可行性。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处于国际文化贸易弱势地位的中国具有另辟蹊径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