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申诉的贸易转移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的统计数据,以1993-2007年间立案的188起国际反补贴案件6位税则号的涉案产品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反补贴申诉的贸易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反补贴申诉会导致涉案产品的进口从被诉国转移到非被诉国,其中墨西哥、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转移效应较大;相比无税结案,征税结案的情况下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更大,即对被诉国的出口的损害更大。     

美国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美国1998—2007年对外反倾销案的动态面板数据,应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其关税和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贸易和贸易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关税和反倾销措施在被诉国和被诉行业中都存在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其中,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最大;比较关税与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出口的影响,发现美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关税,表明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美国取代传统关税控制进口的重要贸易政策。     

中国冶金行业遭美反补贴的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遭遇美国反补贴的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冶金行业首当其冲。本文引入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多国模型,分析表明反补贴对出口国造成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理论观点,并采用2004—2010年的冶金行业涉案产品年度出口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冶金行业遭遇美国反补贴后具有明显的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美国反倾销申诉的贸易转移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1994～2008年期间美国反倾销申诉案件,通过构建7年的产品进口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美国反倾销申诉对非被诉国产品进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反倾销申诉只会导致非被诉国产品的进口市场份额有所增长,而进口绝对量并没有增长,因此,美国反倾销申诉只具有市场转移效应,不具有贸易转移效应。     

被诉反倾销措施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在整理全球反倾销案件和数据的基础上,首次统计分析了1995～2008年全球前12个主要被诉国家的案件数、涉案金额、市场份额的分布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发现中国成为全球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反倾销针对的就是出口市场份额高、竞争力强的产品。其后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结果表明,肯定结案时存在显著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但难以判断贸易效应是短期的;否定结案下也存在贸易震慑效应,但影响小于贸易破坏效应。最后考察不同结案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发现,肯定结案对申诉方提高产业竞争力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随时间递延而衰减。     

中国-新西兰FTA的贸易互补性和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一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FTA)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本文通过对中新经贸关系发展现状的分析,过渡到对两国双边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分析,最后对两国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分析.经过分析发现,中新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双边FTA的签订将会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扩大效应使双边的贸易规模扩大,其符合双方利益.     

CAFTA早期收获产品的贸易效应评估

文章基于1999～2006年中国和东盟五国早期收获产品(EHP)贸易流量数据,应用贸易比重指数和行业贸易引力模型,评估中国和东盟五国早期收获产品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CAFTA对成员国的EHP区内出口具有贸易扩大效应;同时对东盟五国之间和区外国家与成员国的EHP进出口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在CAFTA今后的建设中,成员国应该采取措施,在促进区内贸易扩大的同时,减少对区外的贸易转移,以获得更大的贸易创造。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贸易效应

当前,印度对我国频繁的发起反倾销调查,为了证实印度对华反倾销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对贸易限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分析。运用的分析方法分别是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实证性分析方法。根据数据显示,印度对我国的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显著。为了进一步证明结论的正确与否,本文又运用了实证模型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证明上述结论是正确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介绍了双边贸易和贸易效应引力模型的研究进展,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然后,通过建立两个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中贸易转移效应远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之间的差额逐年增长。最后,本文对此做出了解释,并建议未来的研究内容可以集中分析某一特定产业的贸易效应。     

广西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桥头堡,在该贸易区内的经济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充分利用该贸易区对广西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广西在与CAFTA各成员国贸易的贸易效用中,贸易创造效应是贸易效应的主要效应,并且贸易创造效应在今后对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有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的潜力,而贸易转移对广西区域经济的发展效应不大。     

WTO贸易救济体系:1995～2010年回顾与评析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构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三大贸易救济制度和机制。通过对WTO有关这三类措施1995～2010年间的统计资料的多视角分析,我们发现:统计期内WTO成员的贸易救济呈现出"两高两低"的总体特征,且迄今仍以反倾销占统治地位,但近几年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呈上升趋势;从成员使用贸易救济的情况看,G20国家以及欧盟是使用主体,其中印度是全球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用户,美国是全球反补贴的最大用户和反倾销的第二用户;而中国则是受全球贸易救济影响最大也最广泛的国家,不仅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在全球反倾销第一对象国的"宝座"上,而且也是近年来事实上的全球反补贴的第一目标国。更为突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越来越成为保障措施特别是歧视性特保措施的牺牲品;最后,就产业影响而言,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近一半是针对冶金和化工这两大行业的,其中以钢铁冶炼与制品为代表的贱金属及其制品行业受影响最大。     

对华反补贴的最新动态、发展趋势与因应对策

反补贴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贸易摩擦的新热点。我国在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后,2007年和2008年又成为全球反补贴的最大目标国。本文首先从单边和多边两个层面总结了2004年以来截至2009年3月底我国遭遇反补贴的最新态势及其特征;然后结合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和反补贴的连锁效应分析了对华反补贴的未来趋势,认为,在今后几年中对华反补贴仍将在高位运行,但将逐步回落;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反补贴的对策建议。     

中美经贸摩擦如何影响了大豆进口——基于贸易转移与创造效应视角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大豆进行反制,加征25%关税,那么,中国对美豆加征关税,会对中国大豆来源布局和产业产生怎样影响。文章利用寡头竞争理论,使用2002年1月～2020年3月中国海关数据,利用进口需求模型(AIDS),分析了加征关税对农产品贸易可能发生的贸易损害、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大豆并不存在刚性依赖,对美加征关税将发生显著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即对美关税每增加1%,将会导致其对中国大豆出口下降1.29%,对巴西大豆进口上涨0.67%,对阿根廷大豆进口上涨0.66%,对其他国家进口上涨1.03%。中国市场增长和加征关税,将会造成国际大豆贸易创造效应,并激发非传统国家进入大豆贸易市场。     

外国对华双反调查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从2004年至今,外国共对我国发起42起双反调查,其中30起实施了双反措施。外国对华双反调查呈现出突然性、密集性、针对性、同时性、难应对、牵涉广、结果差、影响大的特点。我国频繁遭受双反调查的内部原因主要是我国政府存在补贴政策,而接受补贴的企业又有倾销行为;外部原因主要是外国滥用双反贸易救济措施。针对我国遭受的双反调查的特点和原因,以双反调查程序为视角,从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个阶段提出我国应对双反调查的对策建议。     

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的绩效分析——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检验

文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四阶段WTO争端解决程序,根据WTO争端案例结案时长不等的特点和多阶段策略选择难以量化的性质,建立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检验,对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贸易损失的,尤其是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达成的磋商解决、请求专家组中止工作、相互满意解决或者败诉方执行WTO决定等均对申诉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尽快结案将有利于申诉方,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利于申诉方。     

Trade Effects of Anti-dumping in India: Who Benefits?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trade effects of anti-dumping (AD) duties levied on 177 (8-digit) products by India during the period 1994 to June 2001. A panel regression has been applied to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AD actions on import volumes, values, and prices. It finds that the investigation effects of AD actions are not substantial. The imposition of AD duties restrains trade (both volume and value) and raises import prices. While trade effects start dissipating in subsequent years, import prices from both named and unnamed countries rise significantly in the post-duty years.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trade is diverted from unnamed to named countries. Thus, the domestic industry is benefited due to the price rise. Their financial position improves at the expense of both consumers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Since anti-dumping is an expensive form of protection, only large and dominant producers in concentrated industries emerge as the major beneficiaries of this protection. Finally, the developing trade partner countries suffer significant import losses when named. However, the trade destruction effect is insignifican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Even though the unit value of their imports rises,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decline in trade from these countries.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替代性及差异分析

通过多层面考察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现状,利用131个国家1982—2005年间的贸易总量和差额的数据,从四个视角探析两者的替代性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在短期内都存在互补性,在长期内总量之间都存在替代性而差额之间都存在互补性,发达国家长期内的替代性强于而互补性弱于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