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旅游参与的法律实践实证研究

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区旅游参与,表明我国社区旅游参与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或仅为咨询式参与、伪参与,而是已存在的地方实践活动。四川省甘孜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云南梅里雪山雨崩社区和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拉市乡海北村恩宗三社3个旅游社区,通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确立了社区旅游参与的自发机制。这种规则,从法律形式来讲可归入村规民约范畴。同时,旅游社区还利用合同协调内部及外部的旅游竞争关系或协作关系。克服村规民约有限性的办法就是制定国家法律,确立社区旅游参与的立法,要求政府及开发商必须在尊重社区利益,保证社区有效参与旅游的情况下进行旅游开发,赋予社区旅游参与权,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

伴随着旅游业的急速增长,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须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本文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域社区旅游目的地的追踪研究,在赋权理论的框架下,提出旅游发展中社区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     

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探析

文章首先介绍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概念和特征,指出它们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然后分析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旅游产品同质化、生态环境保护不足、社区参与度不高等;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包括创新经营模式、深入挖掘资源、促进业态发展和优化生态环境等,同时还强调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区参与等建议。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学者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

文章以慕田峪长城为案例,探讨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自1988年开始发展旅游以来,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长城旅游景区.慕田峪村紧邻旅游区,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景区旅游发展当中.通过2008年12月对慕田峪景区经营小商铺的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文章评估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和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慕田峪村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和社区参与的现状.研究表明,受访者高度认可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对旅游和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然而,社区居民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对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参与关系的理解.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浙江安吉为例,采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在0.173～0.606之间,t值介于2.042～9.954,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或0.05,模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假设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同时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及完善建议——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文化村为个案研究

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旅游开发的核心利益主体,其参与旅游发展的态度、参与程度不仅关系到乡村居民自身利益,对于提高旅游者体验质量,开拓乡村旅游市场,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个案,对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和揭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义,并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的潜在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关于旅游法（三）：“做大饼”还是“做小饼”？

汪传才 “做大饼”还是“做小饼”？ 孟凡哲 中国首部旅游法应定位为“硬法” 樊志勇 进一步完善旅游监督管理 王立争 应建立违反旅游合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杨晓红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立法探讨 彭慧玲 旅游法应体现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支持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

良好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够发挥多重功能:延长乡村旅游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为其塑造良好的旅游地形象.同时,促使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提升和改善.因此,良好的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将社区参与复杂的内涵进行逐层分析,发挥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优点,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浙江安吉为例

社区归属感侧重研究居民对本地域社区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关注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旅游情景下的社区归属感研究较少。文章通过文献梳理社区归属感与其相关结果变量的关系,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探讨旅游情景下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地方依恋、旅游感知、社区参与、居民满意度及旅游获益是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5个主要维度,社区归属感对它们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在0.130～0.728,t值介于5.936～9.215,显著性概率p均小于0.001,所建理论模型成立,拓宽了社区归属感理论框架。培育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有助于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程度,增加旅游地居民正面旅游感知,促进居民积极支持旅游发展,利于乡村旅游地社区实施科学的人本管理。     

地理学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空间效应与机理

在系统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生产”“空间关联”和“空间正义的重构与消解”3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审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与背景区域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贫困社区中的介入过程,是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空间的演化过程;社区在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的属性;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机理表征为“尺度机理”和“互动机理”;社区与背景区域因空间生产而产生互动,彰显旅游扶贫的空间关联效应,并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重塑社区及其背景区域间的空间正义格局。相关探讨可以拓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影响研究,深化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对于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区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旅游活动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以济南市两社区为例

在对旅游影响和社会资本进行分析解构的基础上，对济南市芙蓉街社区和曲水亭街社区进行了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感知旅游影响方向和内容对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旅游活动导致的居民不同居住类型和参与经营程度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呈现差序格局。因此，需要动态监控旅游对城市社区的消极作用，提升原住户角色，促成旅游社区和谐发展。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去哪了?——基于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内容分析

文章旨在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与研究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仍未完全得到法律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尚未确立.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当前旅游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层级和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尚未或者较少在立法宗旨和专门章节或条目上体现社区参与旅游的内容;在保障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方面尚存不足;在促进当地居民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方面仍须完善;部分法律法规重于社区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轻于相应权利的赋予.为此,就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立法层次、宗旨、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探索性的建议.     

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关系着民族复兴的进展和成效。为了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文章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引入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等变量来构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理模型,选择了湖南凤凰、湖北恩施和重庆云阳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社区增权是驱动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二,心理增权对社区增权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次之;第三,社区增权能强化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但旅游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管理者应重视社区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使其积极参与当地旅游开发,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

国内外的研究者目前都逐渐把社区及其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社区参与也因之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在对社区参与研究脉络和走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社区参与理论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在对社区参与的关注方面,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具有各不相同的历程.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居民地方感领域的研究在深化“人-地”关系认识、旅游目的地地方性塑造、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缺乏对旅游世界中人与场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地方感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郎德上寨村民主诉的旅游参与实践,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感的生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郎德上寨村民的社区旅游参与主要表现为“合作激励型”“自我激励型”“机械被动型”和“利益激励型”4种类型;在社区旅游参与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强烈的地方感,并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内容体现。本研究还发现,居民地方感在不同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表现出差异性;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是双向、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其中,旅游效益感知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

发展旅游业是改善社区经济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过程,是实现社区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文章在长期跟踪研究一个乡村旅游社区——山东省荣成市河口村(“胶东渔村”)的基础上,评估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趋势.纵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积极影响的感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认同,而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水平明显上升;同时,尽管大多数居民在态度上依然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利益分配的冲突、产品老化带来的盈利能力的降低、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谋利机会、市场竞争的加剧等原因影响了当前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热情,导致社区居民“意愿-行为”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需要引起当地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本文以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区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典型案例。轮流制模式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巧妙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控制了外来投资,同时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对构建雨崩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民的增权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在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从此角度讲,制度增权的缺失又对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新农村建设构成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