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     

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县镇定居选择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五县镇农民工抽样调查

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辽宁省五县镇农民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工在县镇务工时的邻居类型对其县镇定居决策存在直接影响,与市民混居的农民工未来定居县镇的概率最高;同时邻居类型还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提升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县镇定居决策,与同乡聚居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水平高于与市民混居农民工,而人力资本提升越大,农民工选择县镇永久定居的概率越高,从而人力资本提升作为中介变量减弱了与市民混居的农民工在县镇定居的概率。     

基于分层视角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大多忽略了不同分层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差异.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分层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基于区域分层、职业或收入分层和城市适应性分层的不同农民工市民化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简短结论与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农民工回流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通辽市巴彦塔拉镇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通辽市巴彦塔拉镇50位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Logistic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行为受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通过模型检验,对模型中显著性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     

农民工市民化的共时性研究:理论模式、实践经验与政策思考

本文运用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共时性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利用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根据国家政策,与城市相互交换,实现发展,由农民变成市民的;它受到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城市的市民化需求及容量的约束,在理论上具有平衡、主观、自利三种基本模式;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在整体上由于城市长期自私自利处于非均衡格局,造成了人的城市化滞后于地的城市化的不利后果。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需要针对性采取推进城乡一体化、突出农民工发展主题、探索平衡的市民化模式、创新市民化容量问题解决方案及遵循有规划的渐进主义原则等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与户籍改革:对广东积分入户政策的分析

针对学术界在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改革上的分歧,本文运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政策评估理念对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是一场区域的、城市的、过渡的户籍改革,在率先打开普通农民工落户大中城市大门的同时也存在特定的限度.需要突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题,通过城乡协调发展与中央统一城乡改革规划来突破.同时证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社会政策范式下的农民工市民化——评《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

<正>农民工不仅仅是对务工经商农民的统称,而且是一种飘零在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身份符号。虽然早在1989年学术界就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一词,但是直到本世纪初对农民工的认识态度转变以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才真正展开。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职业市民化、居住地域市民化,而且包括了公共服务市民化、行为意识市民化等等,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视角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基于ERG需要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分析

依据ERG需要理论,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其发展需要的体现,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在县域城镇范围内,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现实的路径选择,应放开县域城镇户籍制度、在县域实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和就业培训制度。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障碍分析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存在着缺少技能、就业信息不对称、不懂法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度。分析了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现行策略,根据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一般理论以及公共服务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