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社会保障——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地流转之间的理论前提,运用门槛模型对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88-2011年间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只对生活和医疗保障起到直接作用;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城乡收入对农村社会保障的作用显著,且具有差异性;当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时,由于多重现实因素,就业和养老保障功能逐渐丧失,收入差距缩小,最终将促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说明了农地流转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由于农地流转的阶段性功能,要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当继续确保农地的保障功能、丰富农地流转的参与方式并依托农地流转建立农户的长效增收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分地区而言,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收敛作用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消费水平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城乡收入来源的差距构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1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收入截面数据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四项在城乡居民收入中所处的地位存在差异,使得它们在各自的总收入以及收入差距中的贡献不同,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故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将是未来政府政策的重点。     

武威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农地流转是农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及高效利用的手段之一.本文基于农户收入视角和收入差距视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尼系数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能够有效的增加农户收入;(2)纯务农人员比例、农业投入值以及单位面积土地收益是转入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增长的...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农地流转的地权配置效应研究——基于CHARLS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分析了农地流转对耕地经营权配置的影响,并探讨了流转中耕地的流向。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促进耕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而且随着农地流转程度的提高,耕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也会相应提高;人均拥有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可能租出耕地,无地少地的低收入农户很难从农地流转中获益。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和东、中、西部两个层面去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97年前,金融集聚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98年后,金融集聚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和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反方向影响不显著,但1998年后金融集聚显著缩小了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在1978—2013年和1978—1997年两个时间段都会明显地拉大其城乡收入差距。1997年成为金融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拐点,原因可能是源于1996年的农村金融改革。     

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选取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相关研究变量对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缩小广东城乡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速率和农民的增收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对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给予简述。     

农业技术进步、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2007—2018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方法]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并设置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农业技术进步分解为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结果]（1）中国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农业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3）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农业技术效率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农业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进行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同时加强省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区域间农业技术的创新、转化与扩散。     

休闲农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4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249个县域2013—2016年的面板数据,借助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休闲农业与政府干预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我国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而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其影响效应则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以休闲农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影响效应呈现持续强化的负向作用,而以政府干预水平为门槛的影响效应展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倒N"形格局。同时,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也存在典型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需要因地、因时、因情制宜,科学地审视与发挥休闲农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历来是发展经济学争论的热点和焦点。本文选取湖南省1996～2013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对湖南省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方程。实证结果表明：湖南省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0～2004年各省数据,估计分析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短期效应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长期使其缩减,从而得出城市化进程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主要途径.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中介视角,以2001～2020年中国29个省份为样本考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效应来看,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促进作用强度与经济增长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4.26%,即城镇化是经济增长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够通过调整规模经营与促进城镇化发展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在粮食主销区最显著,其次是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基于此,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等政策建议。     

基于城乡统筹的农地流转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地流转利益主体主要有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地转出方和农地转入方.各利益主体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进行交织复杂的利益博弈,作出各自的决策.本文对农地流转各利益主体进行了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要促进农地流转,必须处理好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户转出农地获得的总报酬不低于自己经营农地;转入方转入农地获得的报酬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降低交易成本,能增加农地转出方和转入方的报酬.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对政府主导与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的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对比分析政府主导和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差异,衡量不同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研究方法:DID模型,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结果:与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相比,农户主导型土地流转更能提高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转出户的人均非农业收入比政府主导下高出1266元。而土地资源配置效应因农户类型和流转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土地流转前以非农业为主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土地转出户人均土地资源报酬显著高于农户主导型土地转出户387.74元,但是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出土地面积过大,人均土地资源报酬低于农户主导型土地转出户。研究结论:(1)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土地流转符合农户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目标;(2)鼓励农户通过政府建立的平台进行土地流转,显化土地租金价值;(3)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土地流转。     

农地流转如何改善细碎化经营——基于地块规模门槛的分析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熟人交易限制了农地流转对细碎化经营的改善。然而,鲜有研究从地块规模门槛视角考察转入户经营规模扩大后的农地细碎化程度。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地块数量、地块平均规模和地块规模门槛三个指标下的农地细碎化水平差异,并利用湖北省传统农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转入和农地流转对象对细碎化经营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发生流转后,尽管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平均数量增加,但26.58%的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规模门槛达到10亩。实证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改善转入户经营农地的细碎化水平,但不是通过减少地块数量彻底解决,而是通过提高地块规模门槛逐步改善。本文研究发现,非亲友型流转不仅能够减少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数量,而且可以将其经营的所有地块的规模显著提高到8亩。因此,降低离土农户对承包地的依赖,减少委托保管性质的亲友型流转,可以有效加快农地细碎化改善进程。     

人力资本对湖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人力资本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教育不均衡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当前湖北省处于教育扩展的初期,职业教育的不均衡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因此,调节湖北居民收入差距的有力举措之一就是提高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广东省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选用广东省1991～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城市化、城市倾向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市倾向是导致广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对“三农”的投资比重,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广东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