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异地择业意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西部6省400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择业与其常联系的朋友、打工动机、从事的行业、工资预期等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其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呈显著的负相关。家庭是否有老人或是未成年人、每月电话费花销、就业渠道、预期持续时间与择业行为无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农民工择业行为均为有重要的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辽宁省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去向进行分析,从而为她们的城市就业状况提供素材。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总体比较差,表现在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工资低等方面,受教育年限是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去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工作年限次之。     

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实效研究——基于河南省4个城市的调查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和质性访谈对河南省4个城市10家企业的19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效果不太满意、个人基本情况在培训效果上有显著性差异、培训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以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实效的因素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明确培训目的、改善生存环境、创新培训模式、规范就业渠道、加大培训宣传、扩大培训主体等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工作满意度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存状态,也关系到其就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性特征、客观工作状况、务工动机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前因变量,创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IPO模型,提出了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在农村,读书在城里的农村人.其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本文在详细调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制度保障、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具体举措,切实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从再次流动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水平、向下抑或向上——基于主动流动方式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职业的流动特征及相应的经济效应对于深入考察进城农民如何通过职业流动积累并逐步提升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关重要。本文以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拓展的明瑟方程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以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收入水平与上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其职业流动方向(向上、水平与向下),进而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年龄、职业流动次数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负相关;相对于被动流动,采取主动流动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实现向上流动;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呈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态势,而从事服务业的呈现职业向下流动的态势,其原因很可能是其工资水平没有改变抑或下降,但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得到了改善。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与政策援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理想、职业选择和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矛盾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的就业困境,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当不断完善现有的就业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援助,规范就业秩序,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造新的有利条件,进而缓解目前用人单位"用工荒"的困境,推动经济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点之一。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努力促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本文系统考察了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首先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纵向和截面两个维度出发,使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全面界定,并通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完成了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就业城市频率的降低、现职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劳动合同的签订均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而更换就业单位的频率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产生了显著影响。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障碍分析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存在着缺少技能、就业信息不对称、不懂法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度。分析了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现行策略,根据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一般理论以及公共服务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本文运用2011年针对辽宁省沈阳市96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前接受培训情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显著因素.同时,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水平、不同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应对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如面临社会性排斥、生活无保障、就业福利差、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护等等。因此,政府要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等。     

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促进还是挤出？——来自“宽带中国”政策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就业市场上信息的充分流通，而且对原有工作岗位形成冲击，正展现出对农民工就业愈发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宽带中国”政策试点使农民工就业率提高了1.78%；第二，数字经济对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包括增进就业信息获取和催生新的工作岗位；第四，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但这种提高仅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民工工作强度反而有所增加。本文结论对政府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就业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非农就业能力提升与转型发展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力军。但是,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各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就业环境影响,要想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需要提升非农就业能力,转变非农就业思维定势和方向,探索经济改革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之路。本文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非农就业存在的困境与问题,给出对策建议。     

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更强烈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北京市20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个体特征、就业收入情况、生活及家乡状况四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较为强烈,有62.35%的样本选择返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性别、平均月收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其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归属感和是否有对象或配偶对于其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家乡就业机会和居住满意度等因素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