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人情信任——基于双Probit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在市场经济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冲击下,具有差序格局的农村人情信任日渐缺失。本文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视角探讨农村人情信任动态变迁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人情信任呈现非线性影响,即随着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村民之间的人情信任将经历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轨迹;且这一基本结论在模型设定、估计方法、测量误差、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人情信任的影响具有收入阶层异质性。具体而言,收入差距拉大使低收入阶层更容易表现出不信任他人,使高收入阶层更容易引发他人的不信任。(3)收入差距对人情信任的影响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且这一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更为显著。     

社会信任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基于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的微观证据

基于2009年试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本文借助CFPS 2016年数据,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水平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比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居民高13.9个百分点。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构建了夫妻双方"对照—处理"拟自然实验场景,研究社会信任水平对夫妻双方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结论再次支持是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了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差异。最后,本文将受访者的利他性评价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是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软环境,良好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玉米主产区:困境、改革与支持政策——基于吉林省的分析

2008年以来,国家对玉米主产区实施了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政策,该政策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也造成了玉米加工业和畜牧业的高成本,影响了下游产业的发展。玉米主产区在多年的发展中,面临着耕地与水资源透支使用的问题,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玉米主产区长期调出粮食,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利益流失。改变玉米主产区的困境,应当适时进行玉米目标价格制度改革,出台支持主产区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尽早建立以粮食调出量为依据的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制度困境与出路选择

因中央立法的缺位,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在当下主要依靠地方性法规文件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因缺乏统一的裁判依据导致司法裁判冲突时有发生,并由此演变成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据现行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偿取得,并受“一户一宅”等原则约束,这一立法意旨基本排除了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合法性解读空间.当前实践中“消极模...     

土地流转的创业效应——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6581个农村样本数据,本文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土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房产市价、金融产品、商业保费和藏书量等因素对农民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距离和藏书量等变量对农民土地转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民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入的创业效应更大。第三,土地转出对新生代农民的创业效应比对老一代农民大,土地转入对老一代农民的创业效应比对新生代农民大;土地转出对东北地区农民的创业效应最大,土地转入对东部地区农民的创业效应最大。因此,要以土地转入驱动转出,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创业。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效果:基于一阶差分模型的估计——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从理论和实证计量两方面对福建省永安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效果是一次政府强制性变迁和市场诱致性变迁的结果。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竹林面积、肥料、其他费用投入也均有正向影响,仅有劳动投工因为过度投工或计算不准问题而呈现负向影响。     

我国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的困境与政策选择

建立和完善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实现农民从农村有序退出,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既缺乏对农民退出农地承包权的有效激励,也缺乏农民城市化的有效途径.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应充分考虑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谐发展的现实要求,建立农地承包权退出补偿机制和就业地落户的户籍迁移制度,合理确定农地承包权退出后的农地产权归属,并建立对城市政府接纳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激励机制.     

农地征收、农地流转与农民人均收入——基于空间滞后模型估计

通过考虑空间溢出性,构建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型,并利用200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农地征收、农地流转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征收面积每提高1%,农民人均收入将会降低0.039%,表明农地征收会降低农民人均收入;农地流转面积每提高1%,农民人均收入将会提高0.011%,表明农地流转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农地在征收过程中,应提高土地补偿费及农民就业能力,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形成规模经营。     

“新农保”对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估计——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利用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用倍差法估计了村庄实施新农保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本文首先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概率的影响,发现这一效应并不显著。对农地租赁价格的考察发现,新农保虽然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的实际价格,但显著地降低了农户租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以上结论说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可以预期,未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将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

本文基于陕南三市1712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构建农户搬迁决策和非农就业的联立方程,从非农就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收入两个角度实证分析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进一步提出并检验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第一,生存的压力、搬迁的机会成本和资本禀赋是影响农户搬迁决策的重要因素,搬迁具有明显的农户“自选择”特征。第二,基于反事实假设,搬迁农户若不搬迁,非农就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收入将分别下降5%和1.53%,而非搬迁农户若搬迁,非农就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收入将分别提高23.49%和19.47%,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大于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分散安置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大于集中安置,搬迁对新生代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户。第三,搬迁通过空间位置的重置效应、培训机会的获得效应、发展环境的改善效应以及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效应四个渠道促进了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综上,今后要在确保搬迁农户就业数量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市场的包容性以重点解决老一代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问题,集中安置区既要重视当地就业机会的培育也应组织推动搬迁农户的劳务输出。应...     

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动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着重研究中国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股利分配的动因,利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高送转股票数据,并将送转动因三大理论假说纳入同一个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利用高送转降低股价,从而吸引投资者和迎合大股东需求的动机。此外,实证结果不能支持企业高增长对高送转有显著影响,给予投资者在对待高送转相关题材股票理性参考。     

农民认知视角下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基于拓扑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农地制度拓扑模型,从农民认知视角对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农民认知对农地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村改革以来,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对农地制度的认知状态明显好转,推动了我国农地制度逐步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制度边界不断减小.为了加快农地制度的有效变迁、提高农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认知水平,包括明晰农地产权的内涵、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     

农户非农就业、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与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基于产粮大县1422份调研数据

农户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是治理农业污染、改善耕地质量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视角,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同时甄别了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正人口效应和负收入效应,其中,正人口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多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下,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人口效应逐渐减弱;负收入效应被显著抑制。而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人口效应得到一定抑制;负收入效应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运行模式的机制、困境与选择——基于制度改革情景下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明晰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运行模式对落实宅基地所有权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的改革案例,借助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运行模式。本文发现,不同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差异较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模式将集体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村民委员会主导模式将行政力量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模式将人情关系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不同运行模式适用性差异较大,面临多种困境。最后,本文对未来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选择和运行提出建议：第一,坚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宅基地所有权为主,多种所有权行使主体并存;第二,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治理运行机制,明确村民事务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在宅基地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第三,注重提高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满意度和获得感,筑牢深化改革的根基。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困境与财政农业支持方式的选择

粮食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特殊农产品。粮食有公共产品性质,生产应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同时,粮食生产市场自发调节,必然会引起粮食供给和价格的巨大波动,给农民的利益展。为了确保粮食安全的需要,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曾对本国粮食价格稳定粮食供给的目标。价格干预的主要手段是实施粮食保护价格政保护价格时,政府就按保护价格收购粮食或向粮食生产者支付差价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确实发挥过巨大的作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政府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负效应也日渐突出,对象。作为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现行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也的困境。如何选择高效率的财政农业支持方式,以便更有效地促进财政农业支持政策研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的不可替代性和社会保障性决定了其具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单纯依靠带来损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进行过干预,以达到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策,即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补贴。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在刺激粮食生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产品贸易成为WTO各成员国被要求承诺削减的面临政策效应递减,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是当前我国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社会认知分歧研究——基于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的调查

调查分析失地农民、在耕农民、城市居民和征地管理人员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的认知分歧,是研究制定有利于增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社会共识政策的基础。对江苏270名城乡居民和87名征地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发现,不同群体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分歧相对较小,关于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分歧较大;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在一些问题上的确存在较大分歧。征地制度改革与政策设计应重视如何弭除不同主体尤其是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间的分歧,最大程度地增进共识以降低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