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我国各省份2011—2017年数字普惠金融及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分析框架,并从全国层面及分地区层面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扩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数字支付服务和数字投资服务都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数字信贷服务对提升消费发挥的作用有限。从分地区的层面看来,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支付服务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数字信贷服务对三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数字投资服务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     

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视角

本文利用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以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为视角,通过构造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会通过农村医疗服务来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但改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利用,而城乡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配置;目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正面影响。     

对中国农村食品消费商品化问题的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的有关资料，初步探讨了中国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现状、食品消费商品化的变化、城镇化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的影响，并对影响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现金支出和实物支出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比重大，但绝对支出水平仍相当低，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加速增长，食品消费商品化趋势明显；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增加，食品消费现金支出和实物支出相对下降，且实物支出比现金支出下降快。在外饮食是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农村人口下降及农村城镇化也将对食品消费带来重要影响。     

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提升居民当前的消费水平。基于公共医疗支出降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本文采用我国27个省份(北京和上海除外)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维度展开研究,验证公共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公共支出对东、西和中部农民的消费倾向没有显著影响;医疗公共支出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农民消费倾向有负向影响,而对西部农民消费倾向没有显著影响。     

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决策和医疗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龄大的人群,其生病的概率较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存在着财富效应;在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19,反映出医疗消费在农村地区是必需品。本文验证了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即相对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资本来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相对恶化、医疗支出增加。因此,对低收入者的医疗消费进行补贴对于提高他们的福利、缩小农村的不平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供给水平来降低农村居民的患病风险。     

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动态分析

本文依据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份额的时间序列特点,通过对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AIDS)模型的修正,利用建立的联立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对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动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抵御意外事件发生的经济能力还相当弱,意外的开支只能从“牙齿缝隙挤出”;在衣着消费支出上处于从低档次、低价位向高档次、高价位冲刺的“震荡整理”阶段,追求时尚倾向越来越明显;居住消费支出在江西省农村居民的总消费支出中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离土离乡”的流动使比重下降;使用高档消费品的环境在江西省广大农村还没有形成,家用设备、用品的功能发挥有限,只能当作高档次的“劣质品”;交通通讯的消费在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中产生了“攀比效应”,市场潜力巨大;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必将超越居住的消费支出成为江西省农民的第二大消费支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对娱乐的消费仍未“涉足”太深;医疗保健仍然是典型的“吉芬商品”,但这种困苦状态很快就会大有改变。     

农村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分析表明：在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近十年来农村居民的实际医疗保健支出增长极其缓慢,农民对健康的投资严重不足。在总体支出水平低下的同时,地区之间的健康投资差距扩大,农村内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健康投资不足削弱了农村居民改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增进自身福利的能力,致使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困病返贫的现象凸现。本文从收入水平,医疗费用,医疗卫生可及性与可得性四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兼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分析农村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对消费的影响路径基础上,采用2011年在湖北省抽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引入不确定性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都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支出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支出不确定性中,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大。这说明,通过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降低政策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关因素对居民福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消费结构逐步优化,但基础性消费比重仍然偏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速度要快于农村居民。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财政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达到一个最高点,而在1985～2003年期间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财政支出加剧了城乡间的消费差距。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比例较低,这进一步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     

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本文根据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统计数据,运用数学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增收和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村消费都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只是作用方向不同;产业升级与生产性消费和大部分的生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联系数都较大;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进而增强农民良性的消费意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强度和财政医疗支出强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并不令人满意。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一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本文利用eviews9.0,选取山东省1984年至2015年的数据,对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做出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其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大;价格水平提高时,消费下降;财政支农支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效果不同,家庭经营纯收入产生的正向效应最为明显,工资性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产生的影响较小。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有效途径。     

基于四部模型法的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安徽省和贵州省3县(区、市)761位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四部模型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行为的一般模式。从农村居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来看,经济因素已经不再是决定其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唯一重要因素,农村居民自身的健康需求成为其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其医疗类型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来看,医疗服务价格偏高会加重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为此,农村公共卫生政策要致力于提高农村居民对疾病认知和预防的能力,以低收入者作为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并进一步降低医疗服务价格,且农村医疗保险的开展应优先发展住院及大病医疗保险。     

医改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行为的影响

目的:分析医改前后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行为的变化,同时评价2009年开启的新医改在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方面的成效。方法: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出医改前后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对收入、价格、老年人口抚养比以及政府卫生支出的(半)弹性,以此为基础,结合经济学原理和医改政策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行为的变化。结果:医疗需求的收入弹性下降,药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下降,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得以满足,政府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促进作用增强。结论:2009年开启的新医改有效缓解了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划分政府投资性、消费性和转移性支出三类。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其中政府投资性和转移性支出挤入效果明显,而消费性支出对需求拉动作用有限;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看,由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消费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因此其消费结构挤入效果不同。从区域视角看,由于区域差距、政府投资力度以及居民消费偏好不同,不同区域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浙江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4-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对浙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浙江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能够有效促进居民的消费支出.     

基于LASSO方法的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影响因素探究

[目的]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食物消费和膳食结构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四川省是我国西部农业大省,其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和膳食结构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改善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和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选取四川省3市3县(区)156个农户,开展食物消费支出及营养认知问卷调研,采用LASSO方法对调研结果进行回归,筛选出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结果]在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中,家庭食物营养决策人的营养态度、家庭收入和决策人年龄与家庭食物消费支出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决策人的营养态度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886,家庭收入和决策人年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3和0.011;而在家就餐人数与食物消费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0。[结论]影响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决策人的营养态度、家庭收入、在家就餐人数和决策人年龄;其中,决策人的营养态度是四川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正相关,即决策人营养认知水平高对农村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营养知识宣传及消费引导的重要性。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化研究

本文采用ELES模型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预算份额、农村居民基本需求支出和实际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等方面分别对我国"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其演化进行了跨时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上述三个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消费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相对缓慢、消费结构仍然不合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2007-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其每增加1%,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0.142%;该效应对西部地区最明显,呈现东低西高倾向,并且收入差距和前期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加大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投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少消费不平等程度。     

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比较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安德森(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模型,本文构建了影响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三维分析框架,包括个体特征维度、政策环境维度和医疗资源维度。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数据,通过多元有序Logit回归发现: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呈现"倒挂"现象,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要高于城市居民,主要是由城乡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优质的医疗服务主要聚集在城市地区,反而导致城市地区医疗服务利用的过度拥挤。在三维影响因素中,首先是医疗资源维度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中影响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主要是医疗资源的充足程度,说明城市地区医疗服务利用较拥挤,城市居民希望获取更加充足的服务;而影响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主要是医疗资源获取的便利程度,说明农村地区长期的医疗服务短缺,农村居民希望获取医疗服务更加便利。其次是政策环境维度,其中认为政策的公平程度与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满意度的影响较大,而且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要比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要敏感,这主要是制度保障水平差异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个体特征维度总体上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较弱。为了提高居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需要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同时推进,尤其是要补齐农村医疗服务供给这一短板。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策调整改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可以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而在长期内,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