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研发外包:一个综述

企业在研发外包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着由合同的不完全性、知识的非独占性以及累积性创新的不完全替代性所带来的各类成本,而研发外包之所以能够更多地进行是因为在现实操作中存在着缓解这类成本的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企业为主要参考点通过文献综述重点考察了作为治理机制的研发外包的最优组织形式,研发外包中的合同设计以及公共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尽管上述不同层面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信息泄漏问题,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就能够促进企业更多地进行研发外包。为此,本文还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企业研发外包决策的关系。     

不完全合同理论视角下渐进性创新的逆向研发外包组织模式、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研究

既有研发外包组织理论主要基于技术优势企业视角,关注如何治理技术溢出等交易成本,忽视了缺少专利和隐性知识的企业进行渐进性创新时最优研发外包组织选择。基于不完全合同视角,从企业对研发中激励代理方努力与降低渐进性创新的不完全替代性成本之间的权衡出发,分析委托方如何合作、并购、委托以及新建研发等组织最优选择。结果表明,当委托方技术水平较低时,最优组织将需要给代理方更多控制权以激励其努力,相反,委托方则保留更多控制权以降低不完全替代性成本。委托方市场规模通过影响代理方的私人收益降低不完全替代性成本,使得委托方愿意放弃控制权以激励代理方努力。新建研发可以看作是委托方通过承担更多时间和风险成本,从而降低不完全替代性成本。在不同组织形式中,委托方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是不同的,这决定了委托方通过研发外包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企业创新能力。     

债务期限结构、公司治理和政府保护: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的分析

对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司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和地区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政府管制和保护)均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上述发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投资者保护理论预期:(1)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更有力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2)政府参与程度和管制保护程度也能够为债权人提供更有效的利益保护。这些经验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政府管制保护机制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形成发挥着关键作用,更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能够促使公司获得更多长期债务。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其它科技经费来源的影响——来自软件产业基地的实证

在我国当前制度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较低,企业研发投资动力不足。为鼓励企业科技研发活动,科技资助是政府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之一。以2008-2016年全国44个软件产业基地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府科技资助对软件企业研发投入和外部融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上述过程的调节作用;构建了4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科技资助能通过认证机制提高软件企业外部融资,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另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低,政府认证效应发挥的作用越强,企业获得的外部融资越多;同时,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     

研发创新抑制波动机制分析*——基于企业生产供给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种类扩展型技术进步框架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研发创新对企业层面生产供给波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发现,研发创新带来的更多技术种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生产波动的风险,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产出波动性和生产率波动性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通过扩展技术种类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地抑制波动,而研发产出会对企业层面波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揭示了“创新性毁灭”之外研发创新影响企业层面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为改善供给状况、平抑实体经济波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产业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影响因素研究

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博弈模型，从政府视角研究以共性技术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并对最优外包合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足够多的政府预算是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最优研发外包合同存在的前提，最优合同条款随政府预算的增大而增多，企业保留收益增大倒逼政府预算增加；企业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共性技术价值系数以及从研发中分享的收益份额正相关，与政府支付的固定研发费用负相关；政府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固定研发费用及单位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企业最优投入与政府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与政府投入对研发成功的贡献系数正相关，且企业最优投入随其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加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预算、项目前景及支持性资源分配3个方面提出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合同实施的政策建议。     

企业间合作研发与技术创新绩效——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长期存在着技术创新绩效低下的问题,而随着技术研发的日益复杂化以及成本和风险的不断提升,企业间合作研发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考察企业间合作研发决策以及企业间合作研发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开展企业间合作研发,开展企业间合作研发可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只有在企业间合作研发强度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时,增加企业间合作研发才可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而合作研发强度过高时并不能有效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加快研发服务业发展的思考——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例

研发服务业的形成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目前,合作研发是研发服务业的重要组织模式,合同外包是主要业务模式。作为独立业态,研发服务业在我国刚刚起步,且面临诸多问题:转制院所的双重身份,影响院所研发服务信誉度;研发服务定价机制、投融资环境不完善;统计指标缺失等。建议继续深入推进院所改革,完善公共研发成果的共享机制;运用技术转移专项资金,培育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服务与融资服务一体化的中介组织发展;在高新区统计体系中列入"研究与试验发展外部支出"统计指标。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知识产权制度及在其保护下的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研究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表现为企业专利产出和研发投资的增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可以通过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两条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当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时,企业专利产出对未来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财务绩效,以科技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政府公共项目成本补偿机制研究——基于合同理论的分析

针对政府公共项目成本补偿问题,从激励企业降低政府公共项目的运营成本的角度,探讨了政府公共项目的最优成本补偿以及相应的激励合同设计问题。借助合同理论和激励理论的方法,通过对不同类型技术参数企业的分析,探讨了不同技术参数类型企业的最优成本补偿方案,对相应方案实施的合同机制进行了设计,并探讨了企业技术参数对公共项目成本补偿合同激励强度的影响,指出不对称信息降低了合同激励方案的强度,对合同的激励作用存在着负效应。从政府角度而言,对抽租问题的考虑降低了激励方案的强度,使激励方案由固定价格合同向成本加成合同转变。     

创新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创新政策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着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表现为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扶持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第二,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上是互补的,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度越强的地区,研发补贴的增加越有利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选择适宜的创新政策组合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那么,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各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对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可以有效促进当地上市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并且,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数字专利申请,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以及社会服务协同配合,强化了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研发补贴和低税收优惠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优势,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进入权、声誉与服务外包组织治理——一个非对称信息的不完全契约模型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形态,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交易治理中有其独到的优势。本文基于进入权和声誉两种治理机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为服务外包组织治理搭建了一个框架模型。在静态模型中,通过对市场、外包和企业三种组织的比较制度分析得出,虽然三种组织形式都不可能达到社会最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水平,但基于进入权治理的服务外包组织可以得到次优的激励效果。在动态模型中,通过引入不对称信息和声誉机制,证明了在长期合作条件下,服务外包组织可获得社会最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水平。     

基于成本视角的企业外包研究

用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可以解释外包存在的经济理性。与新建企业自行生产与购买决策不同,在企业内部生产的情况下,外包被视为一种外部购买行为;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的存在会减少对外包的需求。这种分析框架比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外包行为。当前,我们应大力完善市场制度、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及网络治理结构等,以减少企业的沉淀成本,推进企业外包。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理论剖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成本加成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14-2019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以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结果中依然成立。针对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政策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大。究其影响机制,融资约束主要经由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渠道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影响,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 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2012—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区域层面的工业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对工业企业两阶段创新的作用。结果发现：①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水平对区域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均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在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阶段均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水平的交互作用,这一交互作用削弱了两者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③知识产权保护、经济水平对工业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影响强度大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④基于我国各地区当前经济水平,大部分区域仍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进一步促进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员工持股计划中高管认购比例是否影响企业投资偏好

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员工持股计划中高管认购比例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当期高管在员工持股计划中认购比例的增加,将引起企业下一期短期投资强度的增加以及长期投资强度的减少;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代理成本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高管在员工持股计划中的认购程度将加重企业代理成本进而导致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治理机制以及安排较长的持股锁定期限能够抑制高管在员工持股计划中认购程度导致的投资决策短视偏好。     

契约联盟中的知识泄漏风险与合同治理——技术模块化的调节作用

技术合作企业组建的契约联盟中存在显著的知识泄漏风险,而合同治理是保护企业核心知识、平衡知识分享与控制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技术模块化的应用,原有的联盟合同治理规则被弱化,众多高技术企业采用简单合同的治理模式也能够防范风险。从联盟治理的视角,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实证研究技术模块化在知识泄漏风险影响合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泄漏风险决定合同治理程度,技术模块化降低了知识泄漏风险对合同治理程度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合同治理机制。其创新之处在于,将模块化理论应用到联盟治理分析中,证实了技术模块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