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实际税负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以及税、费征管权合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税、费征管权合并显著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减税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大、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减税降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我国2018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存在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企业持续加强创新投入,稳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引导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结构性特点,不同行业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别。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推行后重点支持行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于非重点行业有显著提升;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税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从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来看,其对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效果更好。     

减税降费、企业税负与区域财政收入——基于51家陕西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带来的挑战。减税降费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促进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2015年—2020年注册地在陕西省的5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角度研究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的变化对其所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减税降费政策实施降低综合税收负担率,进而对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有明显减少作用,但从长期看会增加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为提高区域财政收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需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宣传与认知三个层面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TVP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2年1季度至2019年4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方程(TVP)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及其调整方向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明显,但存在一定滞后性,平均滞后时长为两个季度;产业结构减税措施有效性呈现明显差异,服务业减税效果更优,短期降低第三产业税负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分化,降低企业所得税更加有利,但降低个人所得税对消费影响更好;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较好,和减税政策相互影响强化了政策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为最优选择。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国家治理意蕴北大核心

当前很多学者从微观经济机制及企业税感等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但减税降费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本文从我国企业税费负担的历史成因出发,认为我国的减税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新常态下逆周期调节的工具,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取向。减税政策与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的深度调整有关,与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建设有关。基于此,文章对我国减税政策的目标定位及制度设计提出了建议。     

支持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效应分析及优化路径

税收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轮减税降费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如政策传导机制不佳等问题,税制设计尚有很多优化空间。本文从建立竞争税制体系、完善涉企税制、推动直接税改革、扩宽地方财源、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减税降费、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缓解了企业避税吗？

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负痛感,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投资能力,减少企业避税行为。本文基于2009年—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缓解企业避税行为,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会通过降低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和加强外部税收征管力度来缓解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于民营企业、高固定资产企业和处于行政等级较低地区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不仅为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破解我国企业避税难题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新发展阶段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税收逐顶竞争与税负粘性——基于多元绩效考核的视角

传统的税收竞争理论聚焦经济资源的争夺,将税收竞争界定为单一的逐底竞争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情境下逐顶竞争的可能性。文章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论证了在多元绩效考核的视角下,完全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将促使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同时存在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两种动机,尤其是逐顶竞争会造成税负易升难降的税负粘性现象,从而影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效性。基于269个城市2005—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非对称反应模型,并进行了税收竞争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回归结果验证了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并存,且以逐顶竞争效应为主。进一步嵌套上市公司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一省之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税收逐顶竞争会显著推高税负粘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尤为突出。可见,税收竞争是造成税负粘性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为未来加强税收征管、优化绩效考核指明了改进方向。     

结构性减税政策:回顾与展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至今已四年有余。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四年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侧重于促销费、调结构和惠民生的减税政策和侧重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增税政策。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近年来,得益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我国税收实力不断扩大.202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8.7％,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现代税收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政策调控功能进一步增强,税收法定不断提速,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多部税法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减税降费不断加力,"十三五"期间累计减税降费约7.6万亿元,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就业,以及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等方面作用显著.     

2012年以来我国财税政策回顾及问题发现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财税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2013年-2015年,我国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灵活、稳健地控制赤字和国债规模,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通过扩大投资、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支持创业创新等方式努力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增强经济活力.按照问题导向的基本思路,本文在对2012年以来财税政策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分析当前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并研究提出改进财税政策成效的思路和建议.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     

国际减税的比较、成效与启示——基于发达国家减税方案的分析

在我国减税加力提效阶段,如何从国外减税行动中汲取有益经验显得颇为必要,但已有文献讨论较少。文章从近年来美、英、德、法、日、澳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减税方案出发,对其共性与差异做法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分析减税政策的成效与风险。研究发现:六国减税政策普遍在税种、税率、税基、税惠、征管方面着力,其有利于稳定或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劳动及投资供给,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也受到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风险加大的双重考验。对我国减税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供给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及治理导向,发力主体税降低税负,优化税率释放减税"红利",壮阔税基防化财政风险,调整税惠指引高质量发展方向,严格征管促税收现代化。     

国际税收竞争与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理性选择

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死亡税率"说法的甚嚣尘上,还是由特朗普带动的国际化减税大浪潮,无疑都将我国企业负担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使得我国企业所得税"减税"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本文立足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现实状况的分析,认为"降税率"并不等于"减税负",应全面认识美国税改的战略深意,不要被国际税收竞争的"烟雾弹"牵着鼻子走,改革应做到高举轻落,并提出应掌握企业减税降费全景图,全方位立体减负,具体包括减轻企业体制性费用负担、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配套体制和机制改革等措施,最后给出了企业所得税降税后四种选择,即企业所得税自身课税要素调整、各税种税收收入之间的"跷跷板"调节、削减无效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由"增量突破"转向"存量挖潜".     

论我国高法定税负的成因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减税重点放在宽税基、低税率和严征管上。但是较高的法定税负不利于宽税基和严征管,在法定税负较高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不可能行之有效。所以当前应当分析高税负的形成原因,从而调低法定税负,完善税收法治。     

减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本文对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减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归纳,对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效应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减税政策选择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实施传统的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可以实行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十四五”期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测分析--以东部Y省为例

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换挡、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加大等因素叠加影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为确保地方财政可持续,亟需加强对财政收入形势的预研预判,提高税源培育的有效性、财政收入组织的科学性。本文以东部Y省为例,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根据稳健和谨慎两种原则,预测“十四五”期间Y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分别约为4.6%和2.9%,低于“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研究同时表明Y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受“三驾马车”影响较大,为确保“十四五”期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必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税支持政策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但考察此类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风险性项目投资影响的文献甚少.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政府减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产权性质、研发强度和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动机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对我国结构性减税若干问题的辨析

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出台后,社会上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并影响到政策的走向。作者对此归结为四个方面：＂结构性减税＂否定＂增税＂,还是并不排斥＂增税＂;＂结构性减税＂空间已尽,还是大有空间;＂结构性减税＂是短期的相机抉择,还是长期的制度优化;＂结构性减税＂应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调整经济结构。并重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辨析。     

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及调整路径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本文分析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性减税政策由于减税力度不够,对促进经济增长仅具有短期的信号作用,结构调整效应也较弱。今后政策调整的路径应是继续改革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加大减税力度,改革房地产税制,调整税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