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设计与发展保障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作为"收入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的发展模式,具有发展性、预防性、风险性、竞争性等特征。基于多维贫困、动态贫困视角理解"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理念,系统解析"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体系的对象瞄准、运作模式与救助标准、资金保障与实施监管等关键问题,依法依规实施救助,健全核算系统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明确"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工作异化现象,以有效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广东农村特困家庭的“分类救助”需求研究

本文研究通过对非随机调查所得的242户特困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500元）进行分析，以验证收入标准一定时，家庭人口特性、消费结构和贫困归因对家庭“救助”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老人数和上学人数共同正向促进特困家庭对上学救助需求显著．贫困归因于老人赡养的特困家庭则对养老救助需求显著，并以此提出社会救助应当以救助客体最迫切的“求助”需求为前提．采取“需求主导”而不是“外部主导”的施救机制．从传统的保障性救助转向发展型救助。     

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清晰识别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程度,为后续精准扶贫政策及牧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以边疆民族地区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1.25美元、2美元和2300元为贫困线标准,运用VEP估计方法对牧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畜牧业生产行为与草原生态政策选择行为4个层面综合构建牧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Logit计量模型。[结果]牧户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发生率为4.07%和63.47%,其中贫困和非贫困牧户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为96.88%和62.06%。户主年龄、家庭规模以及绵羊、牛、奶牛、马和山羊的出栏数量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反向显著关系,而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出栏羊单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正向关系,选择禁牧与草畜平衡牧户的贫困脆弱性更低。[结论]降低以中青年为主的牧户的畜牧业风险,构建中小牧户链接到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鼓励牲畜种类多样化以及持续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生态政策,是降低牧户贫困脆弱性与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路径。     

分类救助为基础 提供针对性帮扶

正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家庭类型、特殊群体进行分类救助,其贫困救助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瞄准特定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以降低减贫政策的行政成本,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未来的贫困救助政策可以在家庭规模和结构上有更细致的划分,以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制定更高保障水平的贫困救助政策,为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制度保障;以分类救助为基础,对老人、残疾、重病、失业等具有明显特征的特殊群体实施排他性帮扶,并适度扩大救助范围,为民众提供公平救助。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土地流转及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的视角

[目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使得农村女性逐渐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趋势愈加严峻的背景下,分析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同时探究在土地流转市场和外包服务市场的作用下女性化的不利影响是否有所缓解,并提出应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问题以及促进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建议。[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Tobit计量经济模型,从土地流转及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我国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具有不利影响,但对不同农作物的影响存在差异。然而,土地流转市场和外包服务市场等外部环境的日益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女性化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但两类市场的缓解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结论]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背景下,土地流转市场和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有助于缓解女性化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合理地制定和完善两种市场的发展政策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     

库区农户的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分析

本文基于丹江口库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库区农户的当前消费水平、长期资本积累和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三个角度分析了库区农户的贫困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家庭和外部环境特征对库区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迁移对库区农户造成了巨大冲击,并且这一冲击的影响对不同搬迁时间的农户存在很大差别,农户对新事物的态度和其社会资本对他们是否陷入贫困有重要影响,政府对外部环境的改造政策和救助式扶贫对农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户致贫因素,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3个方面对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中熟练说国语人口所占比重、兼业情况、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是否残疾或重大疾病、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通公共交通车均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离县城的距离、有无自然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主要是"一户一策"的精准脱贫政策及惠农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未来应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两个方面提高片区的脱贫成效。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

测度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脆弱性,对贫困进行事前干预,不仅能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长效性,还能降低减贫政策成本。本文利用8省16县1050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下,2015年、2016年农户的平均贫困脆弱率分别为54.29%、47.62%,且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与未搬迁农户脆弱率变动相比,已搬迁农户的脆弱率下降幅度更大;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未上过学、家庭抚养比在75%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在6个及以上的家庭未来最容易陷入贫困。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城乡统筹发展中农业女性化的法律对策

本文简要分析了中国农业女性化的现状、成因和正负效应及农业女性化与城乡统筹的内在联系,从农村土地确权、农村土地流转、农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性别法律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森林经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经营的行为,结果显示户主的年龄对经营行为决策具有一定的反向的影响,户主对政策的认知、户主对政策的主观评价以及户主对政策的认可程度有着正向影响,劳动力人数、家庭总收入及家庭森林经营收入对森林经营的参与行为并没有影响,这说明劳动力及收入并不是影响森林经营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森林经营相关政策是职工家庭关心的关键。提出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加强政策宣传的力度、创新运营机制等建议。     

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社区为基础,从微观社会学视角,通过对留守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状况的实地调查,在分析农业女性化现状、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能动性应对策略的基础上,探讨了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劳动力不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购买生产资料难等问题,她们主要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多途径学习农业技术和合理利用劳动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策略来积极应对这些困难.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不一定带来农业生产的退化,但留守妇女对家庭粮食安全的考虑会影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应考虑留守妇女进行农业生产的需求,也应出台新的政策和市场调控措施鼓励妇女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艾滋病与贫困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艾滋病的流行特征、艾滋病传播的特点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对贫困农户的生计影响等方面对艾滋病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研究发现，穷人对于艾滋病的易感性以及我国艾滋病的分布特点的事实都表明艾滋病与贫困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此外，本文还用一手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了艾滋病对贫困人口家庭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家庭生产结构退化、家庭劳动分工女性化和低龄化趋势明显，收入下降，支出增加，生活质量下降以及生活环境日趋紧张等。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0个县(市、区)的农户微观层面数据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状况、社区特征等3个方面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类型、是否参加非农化活动、是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人均拥有园地面积等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大多数社区特征变量对农户贫困不具有显著性,显示农户贫困已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致贫的决定性因素。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救助困境及消解对策——甘肃省的实证分析

中国现行的农村救助政策，由于各项政策出发点，目标、标准都有很大差别，并没有合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因而还存在着重迭交叉、覆盖不全、资源浪费、政策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迫切需要融合政策和资源，构筑完善的中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因此，本文以甘肃为例，分析了农村社会救助现状和困境，提出了顺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建设要求的农村社会救助困境的若干消解对策。     

贫困意味着什么:农村低保户家庭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特征不仅是贫困研究的焦点,也是反贫困行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基于反贫困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在家庭发展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进而探讨农村低保户的家庭特征。研究发现,低保户家庭的财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差,低保户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禀赋的不足,也体现为家庭功能缺损和家庭策略贫乏等。基于此,文章认为从家庭层面进行贫困识别与帮扶,实施家庭发展政策以提高贫困家庭禀赋,促进其家庭功能的健全和家庭策略的改善,可以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我国失独家庭帮扶政策的演变、问题及对策

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以来,在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大批的失独家庭。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政策,帮扶政策虽然对失独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仅考虑了物质帮扶,忽视精神生活;帮扶金标准过低,且地区差异明显;仅依靠政府帮扶,忽视了社会力量。最后,文章建议从基层开始实施失独家庭建档立卡工作;进一步提高特扶金标准;引入商业保险模式,逐步优化养老和孤儿领养制度,从而使失独家庭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

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出全国23个省(市)3 277个农户家庭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户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非劳动力流动户4.7%;从劳动力流出地村庄特征来看,少数民族聚集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少,而高污染企业、矿产资源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多;此外,农户家庭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村庄地理特征对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要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并通过技能培训、政策扶持等激发贫困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得"输血"和"造血"一起运行,助力脱贫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