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转移视角的解释

高铁开通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中国2008～2016年287个地级市层面数据,本文从异质性劳动力转移的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了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高铁开通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一影响在地区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可以通过影响异质性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表现为随着高铁通达度的提高,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增强。     

选择性转移、人力资本不均等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与以往大多研究隐含的劳动力同质假说不同,本文在农村劳动力具有异质性这一假定下,从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到城镇就业的角度研究了其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首先在构建农村劳动力择优性转移、城乡就业人员人力资本分布和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影响分析框架对三者间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假说,然后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中发生的大量劳动力择优转移到城镇就业,其对中国城乡间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产生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后者又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又对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产生一定的反馈效应。这表明当前中国可能存在一种由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内生性引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路径乃至循环,而这明显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交通基础设施、劳动力转移与农户收入——以西部地区为例

为了深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与模式,文章把交通基础设施分为高速公路设施和普通公路设施,采用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设施建设均能够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但前者的弹性小于后者。从作用机制来看,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建设均存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提升农户收入的间接效应,前者间接效应占比为49.1%,后者为19.7%。从作用模式来看,高速公路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模式,而普通公路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模式。     

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本文基于我国2014—2016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外资进入会显著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具体而言,外资进入对东、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可降低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空间相关性,考虑这一因素之后,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降低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应重视外资进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让农村劳动力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外资进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收入流的一个解释

借鉴舒尔茨的"收入流"理论,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逻辑基点,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基于"要素流动—要素价值实现—农民增收—城乡差距缩小"的"要素收入流"理论来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和发散的原因,寻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脉络;建立双对数模型分析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以及市场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净流出和土地净流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作用;劳动力净流出和市场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净流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本文还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历史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尝试解释不同阶段农民要素流动性以及要素收入流不为农民所有、所享的问题。并从要素市场培育和制度创新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结果显示,以滞后一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指标作为工具变量有效缓解了内生性问题,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未考虑内生性的模型相比,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更为准确与显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文章的结论对于缩小我国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距,并就它们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正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物质资本差正巨。     

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与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系统分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并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和市场化进程均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进程的协同可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初始期市场化进程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享发展必须构建政府和市场二者有机融合的制度体系。     

教育投入是否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

增加教育投入是否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基于固定效应模型,选择31个省区市2003～2018年样本,研究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看,教育经费投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从教育层级看,小学生均教育经费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的作用相反;从区域看,教育经费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此外,教育经费投入会扩大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但教育经费投入会缩小中部地区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高层级的教育经费投入可以缩小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西北地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基于1978年～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不同城市化指标下的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以往的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城市化而忽略经济城市化的效应,西北五省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存在显著差异。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研究发现,西北五省区在1978年-2008年间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西北地区应该在协调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为研究背景,选取2002—2017年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劳动力市场发展程度、政府的财政投入、工业化进程、城镇化水平5个相关指标数据,通过构建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利用OLS最小二乘法分析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最后针对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省域横截面数据,在考虑了地理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省域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有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存在收入差距集群现象.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支出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城市化进程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作用.而人均GDP全局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另外,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上升也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明显贡献.     

土地市场化、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

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融合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文章实证考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收入差距在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予以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土地市场化对农村消费水平增长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使得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在不同区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提高土地市场化程度能有效缩小中西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在东部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全国层面上,收入差距是土地市场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中间渠道,土地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区域来看这种渠道作用仅在西部显现出来。基于此,进一步提出提高城乡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保障土地市场交易秩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措施,以期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扩大内需提供参考。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5年的省级数据来论证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实证模型中我们还考察了可能对喊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其中尤以城市导向的财政政策为主,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导向的财政政策不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来自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视角的解释

随着智能制造装备在各行业的不断普及,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逐渐加深。基于2001~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本研究从劳动力的就业行为与收入视角,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评估了工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背景下,这一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进一步的检验与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智能化显著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工作稳定性,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稳定迁移,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个体异质性。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为政府持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与职业技能培训投入给予了实证支持,也为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提供了启示。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13年重庆市面板数据,对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重庆市和其四大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看,城镇化拉大了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功能区来看,城镇化对都市功能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拉大效应较为显著,而长期表现为明显的倒"U"形曲线;对城市发展新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但效应不显著,长期内表现为明显的"U"形曲线;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具有缩小影响,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不显著;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显著地缩小作用,且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影响成立但不显著。此外,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缩小重庆市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前情况。     

农地证券化、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分配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反映农地资产变现能力作用机制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恶化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研究方法:通过数值模拟和统计检验方法,分析部门劳动生产率、转移成本和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对劳动力转移数量、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1)农业和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都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正向影响;(2)清晰界定的土地产权会通过增强资产融资变现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促进作用;(3)农地证券化增强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为劳动力完全转移提供生活重置成本,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农地证券化有助于农户克服资本约束,实现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形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     

休闲农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4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249个县域2013—2016年的面板数据,借助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休闲农业与政府干预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我国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而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其影响效应则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以休闲农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影响效应呈现持续强化的负向作用,而以政府干预水平为门槛的影响效应展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倒N"形格局。同时,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也存在典型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需要因地、因时、因情制宜,科学地审视与发挥休闲农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协整检验的实证

文章利用新疆1995-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对城镇化进程中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城市化率与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比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而城乡消费差距却成为阻碍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待遇;降低其务工成本。     

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迁移谜题”的再解释

传统二元经济模型没有考虑非农转移的异质性，因而无法解释中国“迁移谜题”。文章通过构建一个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将永久性转移和非永久性转移同时纳入理论分析，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进行再解释，并增强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分析结果表明，缩小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均产出差距要求农业部门保持较高的劳均土地增长率，如果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由非永久性转移演变为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的增长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进一步缩小。进一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两部门均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长期中，“迁移谜题”可能会因非农部门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消失，因为农村劳动力可以逐步在城镇寻求充分就业而完成永久性转移。最后，本文提供了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相关的若干特征事实以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