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江苏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口红利要素纳入罗默经济增长模型,从人口红利的视角下,分析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根据1997～2016年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居民储蓄、居民消费和总抚养比是协整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总抚养比对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具有负向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以人口红利视角对江苏省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湖南省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湖南省人口的转变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红利期。通过引入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形势下,提出了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辽宁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采取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堆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扩展。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可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一步对第二人口红利问题加以讨论,认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可深入研究的意义。     

“刘易斯拐点”、开放经济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引起较多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议。本文从开放经济与二元经济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是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开放过程的并存。同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工资差距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并吸引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而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现象的存在,是造成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现象并存的主要原因。基于284个地级市宏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上述结论。     

抓住人口红利黄金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关注。本文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为基础,研究临沂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探寻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对策和建议。     

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近几年,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现有文献所阐述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二是尚未到来或处于刘易斯转折区间内。而分歧的主要原因除了刘易斯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之外,各学者对于有关概念及评判标准也存在不同理解。本文将重释刘易斯拐点的含义,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重新判定,以实现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协调转型。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形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口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劳动人口多并不等于人口红利。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使劳动力有机会和资本结合;二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存在一个强大的后备军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没有这个后备军,经济就会进入均衡状态,人口红利将消失。     

收获人口红利 应对老龄化社会

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人口众多以及老龄化社会行将到来的双重压力。劳动力人口绝对量大,同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高,这就意味着目前我国的人口负担轻,正处于人口之窗开启的有利时机。在这个时期,如果能够充分收获人口红利,那么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人口众多的压力,同时也就为行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了准备     

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要素

从2000年至今,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也未能阻挡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总结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发展要素,结合当前的内外部环境,分析未来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措施。     

Challenge Fa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Its Aging but not Affluent Era

I. Int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the strictly implemented one-child policy, China has completed 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ithin approximately 20 years,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when compared to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first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high death rate, high birth rate and low growth rate to low death rate, high birth rate and high growth rate, which was completed in the 1950s, the second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low death rate, high birth rate and high …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刘易斯拐点”和金融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过程。后金融危机代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体系形成严峻挑战,济转型和金融改革势在必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减轻就业压力,修复我国内、外部经济失衡,推动增长模式转变和济结构调整,并释放包括汇率制度、利率政策在内的金融业的改革空间。     

探寻中国城乡二元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线索——从刘易斯拐点到库兹涅茨倒U曲线

改革开放后,我国继续实行以效率优先为特征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倒"U"假说作为非平衡战略的重要理论引入我国,并激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刘易斯转折点、库兹涅茨转折点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当前的研究往往忽视两者之间存在的一种联系。反复争论我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缺乏现实意义,文章欲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重点解决中国城乡二元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传导机制与线索,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 view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wo alternative theories in understanding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the classical view featuring a Lewis turning point in wage growth versus a neoclassical framework emphasizing rational choices of individuals and equilibrating forces of the market.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fails to validate the arrival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showing continuous and coordinated wage growth across rural and urban sectors instead. Consistent with the neoclassical view, we find that rural workers expanded off-farm work when mobility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responded to expected earnings and local employment condition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converged gradually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major progress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markets in China.     

浙江污染红利抑制的规制绩效

为了探究污染红利抑制的规制绩效,文章对浙江废水污染红利、二氧化硫污染红利和工业粉尘污染红利这三类指标的库兹涅茨拐点、污染红利依存度与依存指数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有关污染红利指标的库兹涅茨拐点分析表明：浙江三类污染红利利用均呈缩小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浙江废水污染红利抑制强度大于全国,二氧化硫污染红利与工业粉尘红利的抑制强度均小于全国。（2）从污染红利依存度与依存指数视角分析：浙江经济发展对废水红利和二氧化硫红利的依存度要低于全国,对工业粉尘红利的依存度要高于全国;浙江废水红利和二氧化硫红利的依存指数低于全国、工业粉尘红利的依存指数高于全国、污染总红利的依存指数低于全国。（3）浙江对污染红利的抑制并没有妨碍经济发展,实现了污染红利抑制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     

中国“人口红利”及其获取对策

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和各个省份的人口红利变动趋势有所不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期较东、中部滞后,省与省之间呈现出东部老年赡养负担重,西部少儿抚养负担重的差异格局。应该抓住机遇采取促进就业、加强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适时推迟退休年龄等对策措施以获取人口红利。     

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提出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农民工实际工资较快提升,农民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快速增加,"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实证表明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最后针对"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提出政策建议: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力促农村剩余劳动力条理转移和提高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