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规模:过量还是不足

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往往被视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和消除贫困能力的重要指标。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构建基础设施最优规模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作为资本数据,同时估算出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力数据,探究中国基础设施存量是处于不足还是过度投资的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在各年度均大于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基础设施并没有达到其最优规模,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不足。     

劳动力流动非金钱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方程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研究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金钱因素。文章首先提出问题，指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除了有经济因素以外，还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非金钱因素；接下来，通过结构方程，对中国31个行政区域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金钱因素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到了分析的结果，文章认为，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及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现出正向的关系。特别是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提高可以极大程度的增加劳动力的流入。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程度的加强对劳动力进入地区的部分行业影响也大致呈现出正向的关系。劳动力大量的进入流入地，将会导致流入地劳动力要素供给增加，尤其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要素流动还会增加流入地的人力资本存量，激励当地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自身劳动力的素质。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依据刘易斯"拐点"中对于保留收益的描述构建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了对新的理论进行验证,实证研究不仅提出了用以解决资本存量问题的二阶加权差分计量方法,还加入了用于衡量劳动力保留收益水平和差距的新变量。稳健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均资本、生活成本对劳动报酬份额存在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数量对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符合模型预期。与此同时,福利分析指出,对于初次分配是否有利于劳动者不能仅以劳动报酬份额为标准,否则会产生误判。     

农民工市民化的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中国省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省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向及其影响的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资本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影响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本、开放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以及拥挤成本对所在省域的资本流动具有抑制作用。在研究期内,资本的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论证。那么，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能否促进以代际流动为代表的、更能体现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与开放性的纵向公平?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口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代际收入流动分析框架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然后将“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与CFPS数据相结合，利用DID模型以及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这一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劳动力供给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父代对农村户籍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减少农村户籍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继承，即能够通过破解教育资源以及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农村户籍子代的约束，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的数字化赋能。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社会监督，促进公平与法治，可以为农村户籍子代收入向上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运气”,实现对劳动力需求侧的数字化赋能。本文为更好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更全面地评价数...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

根据人口预测方法对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客观分析后,结果表明,稳定和保持低生育水平对解决中国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矛盾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则没有得到验证。不过,低生育水平有可能对抚养比以及养老保障体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应当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而深入考察基础设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全国及省际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基础设施投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调整,进而通过永续盘存法分别估算了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际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中国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测算了我国1980--2002年的资本存量，估计了我国的投资函数。从估计结果来看，我国资本存量从1980年的695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50672亿元（1980年价），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35％。毫无疑问，快速的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估计了我国的投资函数，实证结果表明需求导向的投资机制已经在我国基本形成，而产出和资l本成本是决定投资数目的最主要因素。     

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变革,能同时增强资本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并对传统行业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本文以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为基础,建立两部门理论模型,发现如果人工智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将有利于人工智能部门转型升级;如果人工智能是劳动偏向型技术,其溢出效应有助于关联企业转型升级。具体结论如下：(1)如果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当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资本的产出弹性将上升,劳动的产出弹性将下降,反之,资本与劳动互补时结论相反;(2)当两部门产品同质时,如果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则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将由传统物质生产部门流向人工智能部门;(3)如果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如果两部门中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分配给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比例上升,劳动比例下降,反之,如果两部门产品互补,则结论相反;(4)如果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为1,当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时,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强效应之和,大于对传统物质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溢出效应之和,则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基于J-F收入法测算的山东省人力资本特点分析

文章借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研究中心用J-F收入法计算出来的山东省人力资本数据,并选取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本与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比率、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与GDP比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比率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析了山东省人力资本的特点。分析结论是,山东人力资本绝对指标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质量也有所提升,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物质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并且人力资本性别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与现实

通过梳理各种理论观点和国内外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东亚发展的经验,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的存量、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进步而发生作用,在短期内则主要通过出口扩大有效需求而发生作用。     

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十年变动原因及对策

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平稳增长、活劳动成本增长最快、土地成本快速增长是粮食生产成本变化的直接原因。而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效率低下、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明显不足、粮食生产过程中资源浪费严重及农业科技贡献率总体偏低是粮食生产成本走高的间接原因。通过加强农业科研投入,鼓励扶持种粮大户经营,发挥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导向功能等可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促进粮食生产。     

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作为 2 1世纪的世界大国 ,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发展路线必须以自身的资源为基础。本文估算了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 ,并同美国进行了比较。由于中国资本总量相对于产出较小 ,资本收益率高于美国。人力资本较高的收益率反映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人力资本供给受到的制约。与发达国家比较 ,在投资成果接近的前提下 ,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生产成本较低。从产业结构分析 ,由低级劳动密集型向高级劳动密集型或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化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可能选择。     

人民币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1.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从国际分工格局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