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学术经历能提高企业分红吗？

文章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3449上市公司的23193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分红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高管无学术经历的企业，有学术经历高管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更高。高管的学术经历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不是缓解过度投资的路径显著提高企业分红水平。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外部治理与企业产权性质影响因素，发现外部治理较弱、非国有企业的情况下，高管的学术经历对企业分红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回归等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研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与企业分红相关性的文献，发现了中国情境下影响企业分红的新因素。     

数字化转型、高管认知能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数字化改造已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加深了社会和企业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但是尚未有学者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文章以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专业化发展的中介效应和高管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现阶段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投资效率最大值对应的数字化转型深度,说明“倒U”型的右侧负效应主要来自少数极端值。专业化发展在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承担了显著的中介角色,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与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认知能力对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但主要发生在二者正相关阶段,高管认知能力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正影响越强。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仅存在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被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无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高管海外经历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从企业内部激励绿色创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可以通过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自信程度,以及加强环境注意力等作用机制,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促进绿色创新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企业冗余资源则会抑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行为的系列研究,为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综述

近些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抓住时代红利的关键举措。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研究方向、实施路径和影响因素4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此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帮助。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浪潮下,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 2008-2020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融资约束,渠道机制研究还表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创新能力可以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质押、股票流动性及外部环境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运用工具变量法、PSM-DID 弱化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仍然稳健。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的相关理论,为更好地运用数字化转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引导与启示,兼具理论与实际价值。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由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同时也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其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加高管联结度三条途径减少财务重述,且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或面临并购压力、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融资约束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审计质量

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对审计质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此时企业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我国应当坚持全面推动产业数字化,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全社会共同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审计风险吗

数字化转型的开展能够优化企业运营并减少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为降低审计风险创造了条件。以 2010-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方向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并通过内控优化、信息披露两种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从审计主体层面来看,当审计师来自国内十大时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审计风险的功效有所提升;从审计客体层面来看,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减少审计风险;从外部治理环境来看,当法律环境较好、媒体关注较多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地抑制审计风险。进一步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减少审计风险可以明显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可见有效防范审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资本成本与高管薪酬激励--一个高管薪酬改革思路的理论性阐释

以会计绩效为基准的高管薪酬制度是当今的主流,广泛应用于国际企业界。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成为建立高管薪酬制度的理论基础。唯有遵循股东至上原则的高管薪酬方案才能既满足管理层对于薪酬的预期,又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股权资本成本是这种高管薪酬制度设计的基本因素与核心参数。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弯道超车。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关键词的词频来描述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检验延长时间窗口发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一段时间内,数字化转型仍然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产生的效果更好,且东部地区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期望业绩差距、管理者决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技术进步和资源扶持外,更需要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通过选取2012-2021年制造业行业的上市企业,研究了期望业绩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实证发现,期望业绩差距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呈“U型”非线性结构关系,即在期望业绩顺差和期望业绩逆差越大的两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越强,表明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有“居安思危”的谨慎性需求,也有“穷则思变”的变革性需求。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期望业绩顺差因资源冗余效应,期望业绩逆差通过倒逼管理者增加创新投入和改进组织韧性,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期望业绩差距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未来期望业绩,但具有时滞性。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吗

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研究。本文基于2008-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利能力,有效缓解了市场不确定性与现金流预期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本文研究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

当前,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制高点。为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俄罗斯在进一步强化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ICT产业、人力资源、信息安全保障、数字环境监管等数字经济核心能力的同时,聚焦电子商务、数字交通、电子政务、数字金融和“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努力探索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在数字服务民生、数字安全保障、数字资源共享等方面走到了全球前列。不可讳言的是,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尚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国际贸易、数字驱动创新等方面相对较弱,凸显其信息技术能力不足、信息基础设施有待强化、数字人才短缺、居民数字技能不高、ICT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差等亟待突破的瓶颈短板。展望未来,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在国家顶层引领和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加大研发领域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拓展数字经济应用领域、积极融入全球ICT产业链,是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以2012-2015年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影响企业环保投入的可能性,同时高管激励能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进一步地,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发现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对环境规制不再显著,而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依旧显著,说明在本研究分析的时间段,国有企业是国家环保事业的主要政策承担者,民营企业的环保行为除了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还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和财力。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 年A 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