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简要地描述了眼下时髦的“新经济理论”是怎么来的,继而说明了“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所需的条件,特别是产权明晰与“经济基础设施”的齐全至关重要。中国欠缺的恰恰是这两次大条件,本文指出,就中国整体而言,发展比较“原始”的生产更为实用,提倡知识经济应在一定的范围内。中国资源的两大“瓶颈”是粮食和石油,而这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开发西部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和石油问题。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一个含有移民和中间产品革新的模型

本文建立模型用以论证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以及产业集聚的福利效应。模型含有Krugman（1991）型劳动流动性、Venables（1996）式垂直联系以及Romer（1990）型内生增长。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相互加强的机制在于：熟练工人的集聚会提高集聚地R＆D部门的生产率（因熟练工人之间存在知识外部效应）因而提高增长率、提高该地熟练工人的工资以及该地的总支出。于是制成品的生产移往该地（靠近大市场可以节约较多运输成本）。同样的原因,中间产品的生产也移过来。这就导致了生产活动的集中;反过来,生产活动集聚会降低集聚地制成品的价格（因节省了较多的运输成本）从而导致向前看的熟练工人移过来,于是导致R＆D活动的集中从而提高增长率。福利分析表明：集聚加剧了周边与中心的差距;集聚改善了中心的福利．但未必以牺牲周边为代价。     

经济增长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这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命题存在着“替代论”与“互补论”的争论，而这一争论的实质又在于阐述经济增长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利益关系演变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经济增长通过影响经济利益的总量，以及参与经济利益总量生产的要素报酬变化这一机制影响到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利益关系改善受到经济增长水平、状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波动、经济增长阶段下，经济利益关系格局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馈效应。     

Trade Agree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growth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participation of RTA members. Assuming smaller preference margins of RTAs for WTO members than for nonmembers, I show in a model a stronger growth effect of RTAs for non‐WTO members than the effect for WTO member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et of 270 RTAs and a large panel data set over the period of 1960–2007,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RTAs promote growth for non‐WTO members, while their growth effect is weaker and often in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zero for WTO members. This implies that, so far,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s limited.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演化经济增长理论区别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批判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而演化增长理论则重新建立新的理论基础，两者的不同区别于四个方面：相关性、对技术的理解、历史因素或路径依赖和行为目标的设定。但总的看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理念体系比较成熟，演化增长理论还处于形成阶段。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技术创新划分为生产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前者提高生产率，因而能够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后者改变产品的质量和差异性，不一定加速增长。产品创新在后工业经济时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因此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比不上工业经济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证明了这一趋势。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无论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工业增长率等指标都能反映技术进步因素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很少从一国出口结构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试用实征分析方法，从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所占的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研究反映在出口结构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来自各国的证据

本文对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与各国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人口、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证明了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为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希望通过上述工作能够更好地理解制度因素(特别是自由经济制度)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导致各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根源.     

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明显的投资依赖，投资率不断攀高，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逐步显性化。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投资率过高无疑存在一定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投资效率低下。为达致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体制改革是基础，同时要切实改变重“硬”轻“软”的投资理念，加大科技教育等“软”投资力度，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化解投资领域的问题也应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目标加权与经济增长绩效

在高投入型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绩效？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认为,规划者目标应在追求资本存量和追求消费之间加权。当该目标权重由过于偏向资本存量向消费水平转变．经济增长绩效得到提高。通过模型推导和模拟表明,在最优路径上,当目标权重向消费转移时。必须同时保持积累率稳定的增长幅度。     

回顾首批沿海地区30年外贸发展成就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现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排头兵，抢抓先发效应．综合运用国家优惠激励政策，充分挖掘发展优势，使自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前列．实现了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的战略转移．扩大对内对外的辐射作用，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目前综合实力与竞争力最强，最有希望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小的区域。     

俄罗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启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开始的全面快速的经济政治制度转轨，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及连续7年的经济下滑，其改革方式受到较多的批评。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步入复苏和快速回升阶段，成为世人刮目相看的一个经济增长新“亮点”。影响俄罗斯“起死回生”的固然有近年石油价格行情看涨这一积极因素，但新制度的到位发力和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才是其经济变化与增长更为关键和长远的因素。分析俄罗斯经济改革与增长路径对推进中国改革和发展将不乏启迪。     

回顾首批沿海地区30年外贸发展成就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现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排头兵,抢抓先发效应,综合运用国家优惠激励政策,充分挖掘发展优势,使自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结构调整、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基于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

基于一个考虑人力资本外溢、基础设施资本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分析了能让长期居民效用最大化的稳态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并根据永续盘存法估算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和私人资本存量以及根据教育年限法估算了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估算了各种资本的产出弹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存量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1年后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已经超过了稳态基础设施存量水平.     

服务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可以分为生产者服务贸易和消费者服务贸易,二者对各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它们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生产者服务贸易能提升经济增长率,而消费者服务贸易则对经济增长率有抑制作用,且这一趋势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愈加明显。因此,我国在进行服务贸易的时候应该优先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     

制度、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包含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通过动态规划和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了制度、人均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制度质量不同,资本的边际产品随人均资本积累变化的趋势不同.而且制度会通过影响人均资本产出弹性而影响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不同.而且本文证明了最优税率随制度质量提高而变高.最后,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也取决于制度质量,制度质量越高,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越大,所需人均资本投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