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有关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指在庭审前控辩双方向对方提供其已获得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抗制刑事诉讼基本制度,是审判公正兼顾效率的基本保障,亦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建立科学规范的证据开示制度,可以避免控辩双方无法在庭审前进行充分准备,审判中出现相互突袭现象,使法庭调查流于形式。     

国外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者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在任何不采用案卷移送制度、实行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结构中,证据开示具有重要意义。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中占有重要的份量,是确保诉讼程序公正进行的有效、必要手段之一。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主体范围新探

英、美、意、日等国证据开示制度主体基本上都是控辩双方。根据我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的移植。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主体范围不应限于控、辩双方，还应包括案件的主审法官，形成一种三方四向同时开示结构。主审法官成为证据开示主体，对于维持控、辩、审三方结构的平衡稳定以及主审法官同时接触控、辩双方证据，促进庭审的实质化，均有着重要意义。     

影响我国刑事审判公正的原因和对策

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影响我国刑事审判公正的原因主要有:审判不独立,起诉方式不合理,控辩双方地位不平衡,法官不完全中立等五点。     

论我国法官刑事庭外调查权的完善

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有利于澄清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进而促进司法的公正。但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庭外调查制度随意性过大,需要予以完善。     

以控辩平衡的视角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被称为是＂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无罪推定＂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简单处理,谁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什么是证明责任的对象,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各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混乱。这种混乱也使我国原本就力量悬殊的控辩双方差距更大。通过理清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和分配证明责任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首先在总结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概念的基础上界定我国证明责任的概念,然后分析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重点分析两者的证明责任对象和证明标准,最后探讨法官在证明过程中的地位和在平衡控辩双方力量中的作用。     

浅议刑事证据展示制度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英美法系对抗庭审机制中的重要制度,目的是保证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我国法律对辩护方应向控方展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世界各国刑事证据展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建议设立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从证据展示的范围、时间、原则等方面加以规定,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检视与改革:论控辩平等

控辩平等作为刑事诉讼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通行做法。检视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的现象比较严重,应通过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强化辩护权、确立审前司法审查机制等立法改革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平等。     

试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构建

本文从分析刑事证据展示的定义,构建刑事证据展示的意义入手,切中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立法及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主体,范围,程序及违反刑事证据展示规则的后果等方面,对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英美律师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以刑事辩护制度为视角

刑事辩护制度是一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实现控辩平等,达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在其伴随着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律师制度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并成熟起来,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律师制度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诉讼活动中的作用是至高的,而我国的律师制度却不尽完善,有待于借鉴发达的英美律师制度。     

涉税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纳税人举证责任为考察对象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于公诉机关,被告人不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但涉税犯罪案件由于案件本身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特点,公诉机关的证明难度显著上升,故为了利益权衡,涉罪纳税人有必要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纳税人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另一方面又能够使涉税犯罪案件得到快速的...     

论刑事诉讼中的囚徒困境与控辩博弈——以辩诉交易为视点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适用的传统起诉模式容易导致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控辩双方所形成的纳什均衡并不是双方受益最大的选择,不能形成帕累托最优。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由于控辩双方的信息比较对称,各自的交流又不存在很大的阻隔,且双方都是多次博弈,容易形成帕累托最优。将被害人纳入辩诉交易的主体范围,可以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更好的保护。     

反差与引证:控辩法律文书的个案解读

在刑事诉讼中,起诉书与辩护词是控辩双方主要的法律文书。对非对应的两者作比较研究,这种反差能使我们从独特的视角反观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不足。而个案的引证与解析,不仅是一种切入的方法使然,更是一种鲜活文本的实证。     

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

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却实属罕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提出了警察必要时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一大进步,不仅有利于实现非法证据排除,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正,更有利于促进刑事诉讼的有序重构。本文根据我国目前警察出庭作证的现状,在分析了该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后提出了对如何构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议。     

关于合议庭在休庭后自行调查取证的思考——基于刑事诉讼法的分析

人民法院合议庭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对有疑问的证据在休庭后自行调查取证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合议庭休庭后的调查取证权;合议庭不能将休庭后的调查核实简单理解为自行调查取证,合议庭对有疑问的证据可以采取证人重新出庭作证或让控辩双方重新收集相关证据的方式加以解决;人民检察院直接赋予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加以修改。     

构建我国证据先悉程序的设想

证据先悉程序是一项在各国司法制度中普遍采用的程序,它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国刑事诉法中也有着较为原则的规定,而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原有的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在我国建构一个科学完整的证据先悉程序已经刻不容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与完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凡响。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初步确立,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在整体上并未有效地遏制住刑事非法取证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从而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论我国建立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地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犯罪率的剧增,积案也日益增多,司法机关面临的压力随之增大。同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作用得到体现,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对抗程度愈加激烈。随着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公约的接轨,被告人权益的保障要求将会增多,对控方的要求也会更高,使得司法机关控制犯罪的难度加大。在我国目前司法资源短缺、控诉风险逐渐加大,缺乏疑案解决机制,存在重复追诉等弊端的现状下,建立控辩协商制度是必要的。而且,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已具备了一定的观念和制度上的支撑,因此在我国建立控辩协商制度是可行性的。     

我国证据法立法模式探论

我国证据制度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部成文诉讼法和最高司法机关的相关司法解释。这充分说明我国程序立法的滞后性。通过对国内外证据立法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认为我国应采用单行证据立法模式,分别制定民事、刑事与行政证据法,并保留三大诉讼法中的已有程序性证据制度,最后以《民事证据规定》为例,设计我国民事单行证据立法模式。     

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司法工作人员、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能够准确地认识案件事实。也就是说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尽管诉讼认识有其特殊性,但也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进行．诉讼认识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只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本文立足于诉讼学界关于证据法理论基础的讨论,从具体的证据规则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辨明证据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紧密关系。证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构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法律制度的规范性及刑事诉讼的价值角度出发,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性。最后结论是。拒绝将认识论作为刑事证据制度基础和将认识论作为唯一的基础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