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化时代劳动就业的安全性分析

灵活化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从而有助于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也对劳动就业的安全性带来了严峻挑战，使得不稳定就业和贫困性工作增加，劳工的边缘化与社会排斥不断加剧。由此，平衡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与安全性之间的冲突。构建灵活安全性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就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革的新目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灵活化时代我国劳动就业安全性模式的选择，应当实现从工作安全性保护向就业安全性保护、从就业保护立法保护向集体谈判机制保护、从社会保护向就业能力保护三方面的转变。     

后工业时代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转型及启示

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福利国家面临去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就业带来的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家庭结构不稳定、无法协调家庭与工作等新社会风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后工业化进程中福利国家或多或少转向社会投资政策。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走得最远,成功地将积极的社会投资政策与传统福利国家"消极补偿型"福利政策相结合。借鉴欧洲福利国家经验,我国应该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安全性,鼓励终身教育与延迟退休或灵活退休政策相结合,并系统策划、实施针对儿童的社会投资政策。     

人民币升值影响就业的机制、效应与政策含义

人民币升值可以通过产品出口、原材料进口、资产负债比和劳动效率等渠道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其影响程度受产品市场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影响。本文利用1980-2006年的年度数据和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制造业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短期和长期就业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人民币趋势性升值和周期性升值都对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维持汇率稳定和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减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就业的负面冲击和就业促进的政策重点。     

转型国家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研究

文章集中研究独联体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发展状况。认为转型国家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调整与发展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些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和计划以帮助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促进就业,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中东欧国家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要好于独联体国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变革解析及政策选择

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扩大就业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过度安全到过度灵活的变革过程,但由此引发了侵害劳动者权益、劳动力市场保护不平等、结构性排斥就业等问题。为平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政府在政策安排、制度设计上应着力解决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化、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等问题,真正建立一个城乡统筹、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日显突出,本文从制度和政策、社会环境、政府职能、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等层面分析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进一步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论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

<正> 近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还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并认识到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但是,人们的这种认识大多仅停留在产品市场和资金市场方面,而没有涉及到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实际上,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存在,支配劳动力就业的是行政或政府计划。这不仅表现在城市内部的就业,更重要地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就业。对于劳动就业而言,城乡之间存在着难于跨越的鸿沟。劳动力自由选择职业,城乡之间的自由转移,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业机会均等的问题。然而,本文的研究并非出于法学、社会学的思考,而是认为当前或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展开以及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都迫切需要从经济理论上搞清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就业稳定性视角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的数据,采用Fairlie分解方法确定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就业稳定性差距的成因,在校正了就业选择所产生的偏误之后,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就业稳定性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结果表明:市场分割、人力资本差异和行业差异对就业稳定性差距给出了显著性解释,其中人力资本差异解释了近50%的就业稳定性差距;人力资本差异也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市场分割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很小;市场分割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稳定就业中,在非稳定就业中不存在.本文的结论表明,对城镇劳动市场就业分割的关注应转向更为隐性的分割问题.     

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由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劳动力就业函数,从理论层面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等因素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2004_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技术进步、城镇化、老年抚养比等指标,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综合比较来看：现阶段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具有不确定性。其他控制变量如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城镇劳动力就业,而老年抚养比、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却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策含义为：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理清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类型以及不同性别可能存在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就业效应,主张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