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促进工业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基于专利知识宽度的视角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科技在金融领域延伸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对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质量意义重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专利知识宽度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创新质量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创新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规模、低生产率、资本密集型、国有和北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金融对小规模、高生产率、技术密集型、私营和南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企业拓展市场和促进行业竞争三种渠道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数字金融能够降低城市发展差距吗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重塑金融体系，为降低城市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能。本文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包括23个基础指标的城市发展差距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TOPSIS熵权法和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进而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城市发展差距，且对落后城市降低发展差距的作用更明显；(2)融资环境改善是数字金融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中介渠道，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能够增强数字金融的影响效应；(3)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作用也随之增大。本文为研究数字金融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差异、渠道检验与市场化程度下的效应识别

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驱动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驱动效果更为显著,并能有效校正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和行业错配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外生动力,有效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克服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市场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更为显著的驱动效果,发挥较为突出的补足市场短板功能。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提振企业创新动能提供了可靠经验和政策启示。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

高杠杆和短债长用是企业面临的两大核心债务问题,本文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其对企业绩效和债务风险的影响,并首次考察了两者的交互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杠杆率降低了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并提高了债务风险,但有利于提高净资产回报率,构成企业杠杆融资的微观基础;短债长用既不利于企业绩效又提高债务风险,且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反映了企业融资期限约束下的被动选择。第二,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弱化了杠杆率的积极作用,强化了杠杆率的消极影响,恶化了企业的风险融资体征和破产风险。第三,杠杆率与短债长用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和降低研发投入两方面恶化企业绩效。第四,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企业异质性和长短期差异。本文为杠杆率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学理支持。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财务风险——基于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视角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两种机制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公司治理水平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基于异质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小规模、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文章从推进数字金融的拓展与应用、完善企业自身风险管理体系以及优化数字金融监管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融资方式的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高效连接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内部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融资方式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不同的融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融资方式的传导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内源融资和债务融资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然而作用机理有所差异,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内源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而通过降低债务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股权融资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不仅直接促进企业创新,同时间接地通过增加股权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和差异化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民营上市公司CEO法律责任与企业脱虚向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法律环境的优化,本文聚焦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现实需要,以2008—2020年为样本区间对CEO法律责任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CEO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更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CEO法律责任的增加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CEO任期较短、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两者的负向关系更显著;CEO法律责任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相对贫困——基于老龄化的视角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破解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多维相对贫困,并且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不同维度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在收入、健康、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维度的相对贫困,但是对教育维度的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鸿沟的使用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使用沟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知识沟和接入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数字反哺越好以及社会互动越活跃,那么数字鸿沟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越小。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数字金融和中国工业企业与污染的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第二,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与沿海地区,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数字金融发展体系,推动数字金融转型升级;二是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数字金融扶持政策;三是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强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五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与新能源企业融资纾困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发挥好绿色金融在发展新能源企业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关注个别企业绿色信贷的可获得性,秉承从政府积极引导到企业主体发挥这一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并引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一外生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和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发现,绿色金融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在其中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但对金融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不会引发脱实向虚的风险;绿色金融还能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进而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新三板制造业企业数据

选取2011—2020年新三板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对应城市的数字金融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中小企业降低财务风险；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企业利息负担和财务杠杆两种渠道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非劳动密集型、东部地区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且“十三五”期间数字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更大。因此提出利用数字技术继续推进数字金融建设、加快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东西部企业协同联动、实现共同发展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