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以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为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创造了出口贸易发展的奇迹,文章从地方金融自由化视角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张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以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为研究背景,文章采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金融自由化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而且对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的出口扩张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而言更加明显。此外,文章还将城商行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进行估计,结果也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并且这一促进效应随着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时间的延长而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内在联系,同时为客观评估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企业的出口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文章对地方金融性机构的政策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XTSCC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FDI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创新绩效的提高,且金融发展水平强化了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发展均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而FDI技术溢出虽然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但是对东部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并且当地区金融中介深化水平不足时,FDI溢出难以起到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金融中介深化程度低于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增强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GMM估计量,把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投资、出口、进口、人力资本、制度质量和通货膨胀)作为条件信息集,对金融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发现:债券市场规模发展、银行对私人信贷扩张和股票市场流动性提高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股票市场规模发展和波动性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进而驱动经济增长。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上游开放政策会影响下游FDI溢出效应吗？——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视角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FDI技术溢出。(3)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FDI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4)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     

进口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差距的视角

文章使用我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存在技术差距时进口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尽管进口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当技术差距较大时进口溢出抑制了企业生产率。在控制了企业的年龄、规模、资本强度、工资和所有制等影响因素后,分析结果表现稳健。为此,针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要实施差异化的进口政策,鼓励进口技术适宜的技术和资本品,从而更充分地利用进口溢出收益。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贸易网络地位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0～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中的双边贸易数据和各国GDP数据，构建了22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并与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中国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对并购成功率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提升中国金融地位、建立合法性以及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其对跨国并购成功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言明了跨国并购等金融投资活动的开展需要符合产品市场的客观条件，从而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可以加快中国迈入投资强国行列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