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文章从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视角切入，探究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将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在变换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改变样本容量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保持稳健；企业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敏感性行业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更易受汇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汇率变动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程度达30.17%,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中介效应越强。文章认为，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脱虚向实”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将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助力。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的数据集,在计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基础上,从出口收益、进口成本和进口竞争三个渠道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提高了本国产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口成本渠道降低了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中间品成本价格,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通过进口竞争渠道,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给国内产品市场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行业集中度、要素密集度及所有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间品进口与最终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微观视角的解释

文章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将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行为内生化,全面地考虑了企业进口地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点,将中间品进口的促进机制延伸至最终品出口结构。继而构建计量模型,经过检验进一步发现,从出口增长方式上讲,零部件的进口尤其是扩展边际的增加有利于最终资本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提高,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的。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间品进口与最终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微观视角的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将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行为内生化,全面地考虑了企业进口地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点,将中间品进口的促进机制延伸至最终品出口结构。继而构建计量模型,经过检验进一步发现,从出口增长方式上讲,零部件的进口尤其是扩展边际的增加有利于最终资本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提高,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的。     

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

本文按照BEC分类法把进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中间品主要指零部件,资本品主要指机器设备。在对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考察了中间品进口、资本品进口以及控制变量国内研发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研发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竞争国视角下的汇率传递:事实和机制分析

多国汇率的波动会同时影响商品的世界价格,但竞争国汇率对汇率传递的影响机制并不明确。本文在多国经济环境下,通过研究企业的定价行为,在理论上识别了竞争国汇率对汇率传递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渠道。本文使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研究发现:竞争国汇率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呈驼峰型;商品技术复杂度和质量越高,企业越有能力在保持高利润率的同时应对竞争国汇率变动,但行业集中度高会弱化竞争国汇率的影响;对进口中间品成本反应越大的出口企业对竞争者价格的反应越小,两者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竞争国汇率发挥作用的方式。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进口竞争能否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

加入WTO后,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的进口贸易自由化。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出要"激发进口潜力、主动扩大进口",这将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一系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在整合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CEPII-BACI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造行业进口渗透率指标,系统分析和检验了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抑制了其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对于一般贸易企业,进口竞争虽然促进了其创新投入,但并未获得规模效益,表现为创新效率的下降。另外,对于高生产率企业和国际化企业,进口竞争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进口竞争对其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相对更大。文章结果还显示,要素市场扭曲会强化进口竞争对创新效率的负向作用。文章的结论对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汇率波动、地区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根源在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微观异质性视角,文章分析了汇率波动与地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汇率波动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而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还能够缓解汇率波动对企业创新的制约作用。鉴于我国金融发展与企业生产率分布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随着汇率波动的逐渐加大,地区金融发展对促进企业创新就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     

汇率对企业杠杆率影响的机理与效应: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Melitz模型中引入汇率与中间品要素,结合融资优序理论建立了汇率与企业杠杆率两者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揭示了本币升值通过企业盈利水平影响杠杆率变动的内在机理,并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不同类型的杠杆率进行经验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尤其是总账面杠杆率、短期账面杠杆率和总市值杠杆率;杠杆率的下降程度与企业的进出口行为相关;并且还受企业异质性因素(所有制结构、技术与生产率水平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此外,从微观机制检验中还发现:盈利效应和调整效应分别是导致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类型杠杆率降幅差异的原因。本文从微观层面证明了汇率在企业融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为供给侧结构性去杠杆提供有益的参考。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口中间品是否会促进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文章从人才"引育并举"中的"育"出发,采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在职培训为例,实证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果和可能机制。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常规培训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技术培训有显著促进作用;平均而言,进口中间品使得企业技术培训概率提升了7.4%～12.3%。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是通过促进其使用外资授权技术、开发新产品两大机制来增加技术培训的,而产品质量提升对技术培训没有显著影响。在地区和行业方面,进口中间品对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在职培训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理解进口技能升级效应提供了新认识,对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也有重要政策启示。     

市场分割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分割拖累了宏观经济发展,而微观层面的系统分析仍然缺乏。本文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系统地考察了市场分割对企业生产效率造成的影响,发现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样本期间,市场分割程度降低了45%,贡献了约16%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还研究了这种负向影响产生的渠道,发现市场分割主要通过抑制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研发投入、过度保护国企和增加寻租行为等渠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