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越长,需要承担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具体来说,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这两个途径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并购绩效

以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揭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长期并购绩效越好;影响因素方面,环境不确定性越大、股权集中度越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长期并购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作用机理方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和抑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并购绩效。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影响创新战略吗——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检验

在董事会缺乏正式制度规范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10～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创新战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正式层级相比,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创新战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低股权集中度、存在两职合一和非国有控股公司情形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创新战略的正向影响更强。从微观视角探讨董事会治理与企业决策行为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认识与理解,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研究视角切入，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董事长非正式层级和市场化水平能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3）通过区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不同类型，发现相较于媒体声望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基于政治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不存在显著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仅对短期金融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4）从影响后果来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导致的金融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缓解了融资约束。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微观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对企业优化董事会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均具有启示作用，也为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理层激励、创新能力与供应链融资绩效

文章选择2009—2018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创新能力和管理层激励在供应链融资绩效中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就越好,两者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激励机制的实施能显著提升供应链融资绩效,并显著增强创新能力对创业板上市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的促进作用程度.     

董事会断裂带、董事长权力与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文章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Lau and Murnighan提出的断裂带理论,从董事会内部的合作与冲突的角度,探究了董事会内部关系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了董事会断裂带与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关系,考察了董事长权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董事会断裂带的存在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有不良影响;董事长权力越大,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影响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董事会断裂带的存在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影响更加明显;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影响会减弱.     

董事会资本、同伴效应与高管薪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伴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伴效应能显著地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董事会资本不会显著影响同伴效应与公司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董事会资本广度越宽,同伴薪酬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越大。董事会成员在行业、专长等方面的异质性越高,同伴效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就越大。但当董事具有更多的行业经验时,同伴效应不能显著地影响高管薪酬的制定。     

决策权集中的激励效应 ——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的检验

大量研究认为,决策权集中会弱化董事会的监督效果而不利于企业良好发展,但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采取集权配置的比例却呈逐步上升趋势.对此,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出发,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和检验决策权集中的激励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决策权集中对企业研发支出和资本投资等风险性投资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同时,集权企业比分权企业拥有更多的专利数量和更高的专利授权比例.在Heckman两阶段回归、PSM配对样本以及适当变更衡量指标等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论始终成立.研究为决策权集中的激励效应和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为企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治理机制带来现实启示.     

树大招风还是树大根深?CEO-董事会社会资本差距与离职形式

本文从高管的社会嵌入性出发,关注CEO与董事会在企业边界之外形成的社会资本相对差距如何影响离职形式。在区分CEO不同离职形式的基础上,分析CEO-董事会社会资本差距对两种不同离职形式的影响。针对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CEO-董事会社会资本差距越大,发生工作调动离职的概率越高,社会资本差距表现出信号效应;发生任期届满离职的概率越低,社会资本差距表现出光环效应。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声誉对CEO-董事会社会资本差距的信号效应有放大作用,对光环效应有替代作用,在增加了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CEO-董事会社会资本差距在经理人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以董事会断裂带为研究视角,选取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会受到董事会断裂带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断裂带的存在削弱了董事会成员监督意愿与监督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而有效的内部控制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显著减缓董事会断裂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持股比例较高时,断裂带的不利作用得到缓解,而在国有企业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董事会断裂带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则有所增强。研究结论深化和丰富了董事会断裂带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企业内部为视角的创新型企业高管财务激励研究

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管的管理水平,所以对于高管的激励成败间接地影响着创新企业的创新绩效.考虑到财务激励是最根本的激励手段且具有可计量性和操作性强等特征,所以文章选择从财务激励的角度切入,研究现阶段我国创新型企业高管财务激励机制在运行中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并相应地提出解决对策,达到提高激励效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目的.试图为解决我国创新型企业财务激励问题提供参考.     

董事会特征和企业风险相关性研究

董事会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尤为重要,同时董事会治理的风险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基于董事会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思路,以1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建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特征和企业风险的关系,并就如何加强董事会独立性、防范企业风险给出相应建议.     

业绩型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择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代理冲突在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将业绩型股权激励这一重要股权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引入两者关系研究中,结果表明:代理冲突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企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削弱代理冲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20年中国A股73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测度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利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表现较为优异,但综合创新投资效率总体不高,创新投资规模效应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薪酬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股权激励影响不显著;在职消费激励和职位晋升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则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和职位晋升激励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对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企混改与目标实现 ——基于董事会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本文以我国A股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董事会效率在混改程度与混改有效性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国企混改的推进有利于提升混改有效性,董事会效率能够在混改程度对混改有效性的提升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效率的中介效应在竞争性国企行业中更显著.     

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不同激励程度下该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相较于投资过度现象,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第二,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投资不足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抑制作用越显著;股权激励会加剧投资过度行为,且投资过度程度越低股权激励加剧作用越显著。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较弱。     

内部控制能够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吗——以河南省肿瘤医院手术室为例

公共服务效率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将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作为自身的核心目标,那么内部控制在公共部门能否发挥作用?基于此,文章以河南省肿瘤医院手术室加强和优化内部控制为例,探讨了内部控制对公共服务效率的直接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内部控制的完善,公共服务效率会显著提升,且通过职责控制、岗位控制和流程控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控制层级越高、制度环境越好、管理能力越强、非正式控制越完备的部门,内部控制对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在证实公共部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同时,也为公共部门提升服务效率提供了借鉴。     

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投资吸引力评价研究 ——以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从财务绩效水平、公司治理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非国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诉求四个方面构建国有企业投资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建立投资吸引力指数,对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水平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结果表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水平整体偏低;不同区域和不同层级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企业的投资吸引力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类国企、县级国企、省级国企、地市级国企、央企及其控股企业的投资吸引力水平依次降低;特殊利益诉求、可持续发展能力、财务绩效水平和公司治理能力对企业投资吸引力水平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且政府补助强度、创新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董事会治理、高管激励以及股权结构等对企业投资吸引力具有重要影响.     

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现金股利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熵值法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现金股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越高越有助于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可以通过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来提高企业绩效.文章不仅丰富了独立董事研究内容,拓宽了独立董事研究视角,而且揭示了独立董事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以提高企业绩效为导向进而提高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能力具有一定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知识溢出视角

本文以知识溢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为基础,采用我国2005～2019年企业经济活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就知识溢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反复检验得出,知识溢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均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此,分别以知识溢出与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二者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知识溢出越多,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越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越完善,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激励越大。因此,当我国知识溢出越多、知识产权保护越严格,越有益于提高我国企业创新效率。本文从知识溢出与知识产权保护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能把知识资源转化为创新效率的有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