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机制分析——来自地级市层面实证研究

文章对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机制进行了探讨,采用2003—2016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运用空间SDM、SDEM与SLX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造成的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识别和测度,并对这一外溢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因果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证实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降低本地的环境污染排放,相邻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造成本地环境污染水平的提高。虽然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工业污染转移,但是这种环境规制造成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明显的有界性和衰减性,并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进而佐证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就近转移。此外,还对影响地区环境污染空间外溢的因素进行了效应分解,进而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逻辑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是什么导致了“污染天堂”:贸易还是FDI?——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1999-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FDI、贸易和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而导致中国环境压力增大的最主要因素,并非是外商直接投资,而是自由贸易。这个结论有力地支持了西方污染中国的命题。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环境规制与对外贸易存在非对称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对对外贸易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证实了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但反过来,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努力的增强。最后本文选择多种环境规制指标和划分东、中、西部子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REGU,然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江苏省环境规制水平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江苏省,虽然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并没有导致FDI的减少,FDI增加导致环境规制严格化的现象也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空间溢出的效应研究——来自全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为揭示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规律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梯度效应,文章以2003—2016年我国285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热点分析、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工具变量等方法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工业污染具有向环境规制弱地区集聚的趋势,主要集聚在华中和华北地区,工业污染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由华中华北地区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已有多个城市成为工业污染热点、次热点区。②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相较于2003年,2016年工业污染的空间依赖性更强,说明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具有加剧的趋势,部分城市存在"污染避难所"的风险,需要引起地区政府的高度关注。③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距离上呈现为"倒U"型关系;在150 km范围圈内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的溢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随距离衰减;由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在1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作用发生逆转;4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溢出作用不再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污染产业转移视角下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面临更强环境规制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并具有更大的研发投资额;其次,位于更强的产权保护的城市、更高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将更加明显;最后,环境规制不仅促使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了研发倾向与研发投资,同样促使企业增强了产品创新与生产工艺流程的改进.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基于环境规制的中国出口企业绩效分析研究——以电子信息出口企业为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和技术创新等影响的传导机制而产生的,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本文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当政府对产业实施环境规制时,不仅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而且企业所在的市场结构以及市场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通过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能够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最终影响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为管理部门和公众提供更为全面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基于2006—2015年辽宁省57个行政单元PM2.5年均值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全省各地区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取决于城市化不同路径的选择。工业污染是造成大面积持续雾霾的最主要因素,污染严重企业未转移至其他地区,依然留在原地,成为城市主要经济来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轻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建成区面积、城市供暖、经济指标和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加剧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对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起到有限的抑制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等警示作用的影响,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雾霾污染的促增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治理措施不充分,导致雾霾污染持续频发、愈演愈烈。因此治霾政策必须联防联控、常抓不懈。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作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污染天堂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而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成为外商企业投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FDI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逐渐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