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帮扶对农户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来自贵州毕节烟草种植计划调减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2016—2017年贵州省毕节市286个烟农调研数据,以烟草种植计划调减为例,分析区域产业帮扶对不同贫困类型烟农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烟农的烟叶种植面积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烟农贫困发生,烟叶种植面积每增加1亩,烟农陷入收入贫困的风险将减少23.7%,烟叶资源更多地被非贫困烟农俘获,暂时性贫困烟农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种植面积相对较少;烟叶种植面积减少会显著降低选择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烟农的户均纯收入,尤其是持久性贫困烟农,可能带来的致贫、返贫问题。因此,需要有效甄别不同贫困类型烟农,有选择、有预期地逐步执行缩减计划,并继续挖掘烟叶基础设施的增收能力和拓展产业帮扶措施,松绑贫困户对烟叶种植的依赖。研究表明,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和产业帮扶措施时,需因人施策和多措并举,规避产业帮扶措施调整对农户脱贫效果的不利影响。     

社会企业何以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基于混合制度逻辑的视角

传统组织基于市场、行政或公益逻辑对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进行的帮扶常常面临可持续困境,新兴混合型组织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实现乡村产业持续振兴?文章通过对两个社会企业——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研究,归纳了社会企业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理论解释框架。文章认为,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目标调适、制度资源整合和治理模式优化融合市场、行政和公益制度逻辑,解决传统组织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在该过程中,初始的主导制度逻辑会影响和塑造制度逻辑融合的演进路径。文章也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西部脱贫地区相对贫困风险治理路径探究——来自2012—2021年追踪调研数据的证据

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关注西部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现象。基于西部重点脱贫县长达十年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相对重要性分析等方法,从风险视角对西部脱贫县相对贫困治理路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风险冲击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自然风险、健康风险、教育风险、意外风险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人情风险具有负向影响;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健康与人情风险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较大,意外与教育风险次之,自然风险影响较小;老年人口占比是农户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首要影响因素;公共性转移收入、私人性转移收入、打工收入、购买保险、参加培训利于降低风险冲击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借贷的作用则相反;风险冲击通过降低收入或增加支出对相对贫困产生影响。破解西部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多元化的致贫与返贫风险,应健全相对贫困风险治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优化内生动力培育机制、加快县域产业发展机制。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发展的基础支撑可能仍然在乡村。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虽已如期完成,但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的发生。然而部分脱贫户由于自身发展意愿及能力不足,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同时家庭资产积累较少,存在脆弱性脱贫情况。脱贫群体内生动力的提升,是保证高质量脱贫和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关键。为此,文章提出了脱贫内生动力理论,从需求型内生动力与手段型内生动力两方面解释脱贫内生动力影响返贫风险的内在逻辑,并从内生动力视角论述了如何降低中国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利用来自粤东、粤北地区相对贫困村的实地调查一手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提高脱贫户内生动力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家庭返贫风险,这一效应在“因学致贫”的家庭中更加明显。（2）脱贫内生动力通过提高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对返贫风险产生抑制作用。（3）夏普分解结果表明,手段型内生动力对于脱贫户的整体内生动力水平的贡献度要大于需求型内生动力。因此,文章认为应重点关注脱贫户的内生动力,短期内优先发展脱贫家庭的手段型内生动力,长期培育需求型内生动力,持续推进教育帮扶,实施技能培训和降低教育...     

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基于政企协同的角度

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伟大成就,但扶贫工作没有因此终结。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需要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充分保障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推动政企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如何激发企业的内驱力和保持其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较少有文献关注。文章通过构建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和企业内驱力路径,基于稳定的政策和持续的企业帮扶行为,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有利于取得扶贫成效,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的扶贫行为,从而形成长效机制。此外,在产业、就业、教育、生态及医疗帮扶方式中,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的效果更好。文章的结论说明国家政策具有引导作用,体现了扶贫表彰活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文章的结论也为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产业特质性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

与工商业相比,银行有鲜明的产业特质性——以经营和管理风险为主要业务、高财务杠杆的商业银行非常脆弱;资产质量的模糊性又使其面临更严重的代理风险。产业特质性影响银行业的适应性效率。相应地,产权和市场结构影响银行效率的机理亦有其特殊性。本文构建"市场-组织-适应性"的效率分析框架并视"结构-产权-产业特质性"为核心因素,分析三类因素影响银行效率的内在机理。使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安全性和创新性对银行效率的正向激励作用已初步显现;流动性制约着银行业的效率改善;盈利能力的提高对银行业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化程度过高和市场结构过于集中,制约了银行业效率的整体改进。     

新常态下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我国现代经济体系下,房地产是支柱性产业,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中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既包括库存量等经营性风险,同时也受到利率和政策调控的多种影响。文章立足新常态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多种风险影响因素的运作机理,并提出有效的规避与创新策略,以期指导理论研究与房地产经营实践,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基于生计恢复力的脱贫干预效果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随着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中国已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与相对贫困为主的新阶段。科学评估脱贫干预政策措施效果并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可为探索符合新时期农村贫困特征的减贫政策提供借鉴。文章以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脱贫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脱贫干预对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脱贫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较对照组增加了4.27%。其中,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存在差异,川坝河谷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高于高山区和半山区农户;早期脱贫农户的脱贫干预作用效果要优于近、中期脱贫户。(2)脱贫干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与干预效果呈正相关,但随着干预措施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有所减缓。(3)农户的市场关注度、未来生活期望、克服困难的信心、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扶贫政策了解程度以及政策干预多样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生态补偿扶贫强度均对脱贫干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脱贫干预措施的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青年产业扶贫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是农村发展的根基,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要依托。"十三五"期间,我国要通过产业扶贫,实现3 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尤其是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农村青年群体。文章观察地点选择陕西省深度贫困地区-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乡村,选择的样本主要以调查期间居留在乡的农村青年为对象,包括短期暂留以及有长期留乡打算的农村青年,建立Logistic模型,以从事扶贫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意愿为因变量,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政策保障与社会支持、就业创业经历、主观感受五大类因素15个指标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大众对农村青年参与扶贫关注度"、"接受培训状况"与意愿呈正向影响,"参与产业扶贫投资额"与意愿呈负向影响,并以此提出对策建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思考建议 ——始兴县沈所镇沈南村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工作部署,由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定点帮扶韶关市始兴县沈所镇沈南村.2016年定点帮扶以来,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施策,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     

内外需求分布、产业特征与中国制造业集聚

文章着重分析了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需求"因素,将中国各省区的"市场需求禀赋"划分为本地市场需求、面向本地的周边地区市场需求和面向本地的国外市场需求,进而用2009年的数据分析各地市场需求的分布;本文将制造产业划分为内部市场依赖型产业和外部市场依赖型产业,并用2005—2009年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内外需求分布对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和分布特征的影响。     

精准扶贫中传统推荐方式的缺陷与智能推荐的理论及应用分析

如今,我国的"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脱贫阶段,精准帮扶力度空前,导致扶贫工作人员压力过大,加之贫困户自主选择困难难以为其推荐最合适的帮扶政策.因此,帮扶政策智能推荐技术为实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整体脱贫这一目标提供了一定帮助,根据贫困户各项特征推荐最适合的帮扶政策从而制定最可行的脱贫计划.本文结合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利用神经网络分类算法实现贫困户与帮扶政策智能匹配.     

四川藏区优势产业选择与脱贫帮扶路径研究

本文在优势产业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区位商分析法,选取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2006~2014年年度各产业代表行业数据,对四川藏区优势产业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林牧渔业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四川藏区的优势产业,电力热力行业已十分成熟达到饱和,对扶贫帮助不大;牧业为主要优势产业,四川藏区的牛羊业市场稳定且有国家政策帮扶;农业发展滞后,四川藏区具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可发展农业产业进行脱贫帮扶.     

产业集群萌芽阶段的衰退风险研究

文章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为萌芽阶段、成长阶段、稳定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与集群成长的其他阶段相比,萌芽阶段由于"非合作博弈"等现象的普遍存在,集群面临早衰的风险最大.在分析萌芽阶段衰退风险表现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LQ计量模型来识别产业集群萌芽阶段的衰退风险.     

后扶贫时代县域结对帮扶政策衔接路径——以河南省潢川县为例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均衡,外出农民工众多,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具有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就地新型城镇化的绝佳产业。文章利用2003—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影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社会文化、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     

海洋产业安全形势与应对思路

中国海洋产业在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海洋自然灾害、海洋权益冲突、海洋市场波动等诸多方面的风险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危及海洋产业安全;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管理与合作的力度不断深化,海洋产业安全形势有望逐步改善,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海洋开发实力、完善海洋产业管理体系仍然是海洋产业应对国际风险的根本路径。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县域帮扶的价值互馈效应——基于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的研究

企业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企业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视为一种具有跨区域投资特征的企业对地区的帮扶协作行为,并提出价值互馈效应这一概念,将之阐释为企业在助力欠发达县脱贫振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补贴、业务拓展等价值回报且基于这种回报在该县进行扩大再帮扶。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沪深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的数据,进行县域帮扶价值互馈效应的实证检验,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产生了价值互馈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能够获得与帮扶相关的补贴或业务拓展等价值回报且基于回报在该县扩大再帮扶,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上述价值互馈效应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产业帮扶实现的;来自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公司,以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参与县域帮扶的价值互馈效应更显著。据此,上市公司应重视参与县域帮扶的经济价值及其可持续性;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应由被动受帮扶转向帮扶协作,改善营商环境,确保产业帮扶协作项目有效落地和持续运营。     

“对口帮扶”政策引发污染企业的迁移行为及其驱动机制

对口帮扶政策是中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该政策产生的污染企业迁移效应，值得警惕和深入分析。文章利用“企查查”、Oriana、Zephyr等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库，挖掘多种类型的污染企业迁移方式，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主要发现：(1)对口帮扶政策会显著引发污染企业迁移。对口帮扶城市之间发生污染企业迁移的平均频次比其他城市之间多出149.51%。(2)污染企业主要通过设立控股子公司、兼并收购、设立分公司等方式实现迁移。(3)相比于上级政府指令型帮扶关系，主动合作型帮扶关系对污染企业迁移的影响更大。(4)驱动机制分析发现，迁移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易于受到对口帮扶政策的影响。此外，区域间在要素成本、产业升级政策上的差异性能够与对口帮扶政策产生交互作用，进而推动污染企业迁移。文章提出建立产业帮扶、环境监测、生态补偿于一体的对口帮扶政策体系，特别是要深入到不同类型的迁移方式之中强化对污染企业迁移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