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评述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详细说明了应用传统的索洛余值法、索洛扩展模型、SFA模型、DEA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简单的评述,最后指出不要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更准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意义.     

甘肃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比较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方法

文章以甘肃省工业36个分行业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和比较2000-2008年工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得出结论: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改善的主要动力;纯技术效率较低是造成甘肃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评析

关于生产率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各个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最初的单要素生产率发展到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成了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现有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测算方法进行梳理评析,通过对比进一步明确各类方法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以便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提供相应的参考。     

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2002-2009年间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TFP波动性较大.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不一致,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整体而言,技术相对退步是TFP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表明:多数公司的TFP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都不高;多数公司具备技术有效性,但个剐公司严重偏低.因此,要重视技术的创新和开发,同时提高管理水平,才是企业发展的出路.     

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经济增长越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由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组成,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改革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研究了从2000年起至今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并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对比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指标的变动情况.且在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以及推广的后期阶段,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生产率均增长较快,但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由于技术效率较低,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因此,“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提高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     

中国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卡尔曼滤波估计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检查了公共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公共研发资本投资和全要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财政科技投入低效率造成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中国要完善财政教育投入机制。     

河南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本文利用序列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河南省2004-2011年的分行业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显示,在2004-2011年期间,河南省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这主要是由河南省服务业的相对技术效率是负增长所导致的.传统服务业的TFP稍高于现代服务业,但二者的TFP都小于1,二者均面临着进一步优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的任务.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与VAR方法

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对我国1981～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估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VAR模型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贸易开放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长期趋势过程;(2)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贸易开放将产生同步的和持久的积极影响;(3)人力资本积累除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贡献之外,还能对贸易开放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he Japanese Rice Industry

We calculate 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indices for rice production using panel data across 42 Japanese prefectures from 1996 to 2006, and perform panel unit root tests of TFP convergence across prefectures. We find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rates for capital, land and materials stagnated at the aggregate national level, as did the TFP growth rate, despite a large increase in labor productivity. We also identify evidence of a convergence in TFP across Japanese prefectures.     

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与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对广西1996-2015年的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呈“两阶段”跃升特征。知识型人力资本呈 “两阶梯”增长态势,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价值链低端生产呈 “U”型走势,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入手,综述并总结出测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并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借助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率的贡献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并与国外经验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1980年后渐趋平稳,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要素(资本)推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状态不相适应。     

Social Capital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broadly studied by scholars. However,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relatively rare.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very limited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 network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is significant only in pooled OLS estimations, and trust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ion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exert no impact across all estimations. Ou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rust, values and norms formed in civil society are inherently difficult to transmit to the market sector. Besid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undermined when physical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duction. We therefore propose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contingent on localiz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解决低效率和金融化的问题,文章选择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7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会基于套利目的,带动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保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省际差异

运用2005～2009年中国31省份服务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空间差异与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仍表现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落后,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及各区域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同的影响。     

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国有企业生产率决定

本文用CASS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的主要改革措施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的竞争、国有企业参与利润的分配、企业内部激励手段的运用和产量自主权、投资自主权的获得对生产率的增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仅就生产率增长而言,在不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的前提下,靠决策权力的下放和利益的再分配及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能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