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参股能否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了重要契机。本文运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运营能力提升、财务状况改善及创新要素投入强化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并不存在所谓“避险”偏好,反而能够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创新创业环境较差、市场估值较低组别中的民营企业,反而能起到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作用。特别地,国有资本参股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在促动“绿色-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塑成方面带来显著效果,有助于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还有助于优化国有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规模还是竞争:中国民航运输业放松管制绩效的实证分析(2001-2011)

2001-2011年的民航业数据为样本,利用产业绩效模型,对放松管制、竞争、集中度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2002年以来民航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上升趋势;资产集中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资产重组、放松管制的制度变量与产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资产重组的影响超过了放松管制.文章认为这体现了我国民航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民航业渐进性改革的一般逻辑和模式.进一步放松价格、线路经营等方面的管制,开放燃油市场和低空域市场,强化机场监管,重建航空业管制体制和空域资源管制体制将是未来航空业的改革趋势.     

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因素的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中国现阶段分行业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这与先前文献所得到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完全相反,对固有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及改革成就提供了证明。通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3~2008年行业加总的国有企业实证核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分解,并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绝对优势,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故而政策上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和激励,进一步提高技术效率。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解决低效率和金融化的问题,文章选择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7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会基于套利目的,带动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保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大多数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的投入来推动,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微。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有所提高,并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效率的提升。最后指出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必须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有资本的公司化运营及其监管体系催生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前提是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未来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将由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两部分构成。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侧重于国有资本运营和管理的市场化措施和手段。在未来的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下,公益类国有企业主要通过政府的行业监管来实现,功能类国有企业通过产业政策实现扶持和引导,竞争类国有企业通过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来宏观协调。应建立一个综合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来负责我国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管和运营。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污水处理行业效率评价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测量

2002年,中国污水处理行业实施了市场化改革。改革是否促进了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提高?基于这一疑问,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6—2014年中国30个省份(或直辖市)污水处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测算。研究发现,目前中国污水处理行业的平均效率不高,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无效。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效率提高,而非技术进步。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各省要重新审视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方式和执行力度,提高污水处理行业的竞争程度,提高污水处理行业规制效率,吸引更多民间投资进入污水处理行业。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选取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改革当年及之后两个年度;市场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显著降低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发挥了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国有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国有企业。本研究对于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内金融市场与机制转换的双重逻辑

基于国内金融市场和作用机制转换的双重视角,文章选取199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其制约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成熟的银行系统,大规模、高流动性和低集中度的股票市场环境,完善的要素市场、法治环境及新会计准则,更有利于释放资本市场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沪港通”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还能进一步激发股价信号、风险配置和公司治理机制。文章验证渐进式的资本市场开放路径是适应中国金融市场环境的理性选择,也为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本市场开放以及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进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进口研发溢出的视角

进口竞争给进口国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不确定的。本文首先测算了中国进口研发溢出的规模,然后将中国的制造业归成17个行业,以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进口竞争与全要素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竞争给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效应为负,进口贸易带来资源重复低效率配置,低端加工贸易造成进口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下降。同时,进口研发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国外研发力度越强对国内进口研发溢出越大,本文采用中国对美国、德国和日本3个最具代表性的进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日本的进口研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美国、德国次之。同时,进口关税和出口外向度的提高会带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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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