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创新的体制与途径

一权力集中是旧体制下许多弊端之源,改革是从放权入手的。然而,在这种“放权式改革”中,所放之权仅限于生产经营层次的权力,组织创新的权力仍然牢牢地握在政府手中。实践证明:没有组织创新权力的下放,没有企业自主性的组织创新活动,企业改革是难以实现的。首先,政府无力为每一个企业选择适当的“目标模式”,无力为整个社会设计出一个完美无缺、面面俱到的改革方案。在现代社会中,企业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并且组织创新如同技术进步一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为所     

哈耶克诘难、权威转变与经济成长: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从事实上回应了哈耶克诘难,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计划体制不可能实现其理想状态。通过经济上放权让利和政治上的集权,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能动性,使得权威和信息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创新体制,从而实现经济成长。由于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活动的扩展,经济分权体现出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分立的个体都凭借个体知识在分工体系中分享收益,因而实现了共享式的发展,从自由的角度看,个体的自由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如果要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需的。     

信访政治的变迁及其改革

原本作为接待来信来访之秘书功能的信访,经过30余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信访政治",信访的机构、人员、职能和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地方性立法的保障。然而,访民和一般民众的权利、尤其是其权利的法治保障,却并未获得相应的提升。这种背反情况的出现,正是威权体制的产物,也暗合于中国传统体制之精神。文章认为,信访政治严重悖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民主、法治与科学精神。信访体制的改革,应当回到其宏观体制之根,推动宏观体制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改革;应当厘清宏观体制和结构中的信访权力角色与功能定位。     

法学与政治

在新的利益格局里,过去曾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居中心地位的社会群体边缘化,处于权力边层。在新兴的中间群体数量尚不大的情况下,权力边层在人数方面占有优势。这些人如果不能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甚至为现代化所遗弃,就有可能与权力内核离散化,甚至成为对立性力量,从而造成局部性社会动荡。     

学院制改革:校院系学术权力的重新配置

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我国高校拥有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但高校内部管理基本上仍然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学院制改革正是要改变这种管理方式,将学术权力进行下放。这种"放权"主要是将学术权力在校院系三个层级进行重新分配,使得学术权力配置更有效率。因此,学院制改革其实也是我国高校自主办学改革的延续和深化。     

改革的南辕北辙之惕

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 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现在的改革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     

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

<正> 一、导论 1.一个基本的“改革公式”经济学家在解释体制变革的动因时,通常假定处在变革中的人们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即他们是有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体制变革或改革能否实际发生,取决于下列条件能否成立: 式中W_o为旧体制净收益(体制总收益减去体制运营成本),W_n为作为改革目标的新体制净收益,TC为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额外成本(区别于体制运营成本)。显然,只有当W_n超过W_(?)(它可看作是采用新体制的机会成本)和TC时,有关当事者才能进行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愿望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愿望彭国翔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积极探索，稳步发展。在近三十年的改革中，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润包干、利改税、承包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放权让利１９７９年７月，国务院下达...     

产权制度改革的委托代理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形成了多元化产权的运行格局。产权多元化就是多种所有制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它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创造并享有财富的主体权力,是我国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在传统体制核心部分的国有产权制     

股份制——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正> 中国企业改革最初形式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改革思路的成功之点在于它打破了过去企业高度隶属于行政,听命于行政的僵化状态,使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权利和利益,开始从过去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但是,单纯的放权让利对塑造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主体和经营主体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一,放权让利所表明的仍然是行政隶属关系,它的松动只不过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恩赐,而不表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其二,放权让利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度的;其三,一味的放权让利会强化企业对行政主体的纵向依赖.使企业行为更加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