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是傅衣凌先生继《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之后的又一个论文集。这本文集辑入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近年来所写的有关明清农村问题的论文六篇。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次编印出版时,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所写各篇的某些错误提法,已“作了自我批判”。傅衣凌先生在这本集子中,对明清农村经济史上的不少问题提出了很值得参考的意见。《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及《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两篇文章,把明末清初的“奴变”和佃农斗争分作江南、湖广和闽赣粤浙等三个地区,指出江南地区“主要以奴仆为主,并有佃户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参加”;湖广地区“以奴仆起义作为运动的中坚”;而闽赣粤浙各省,则“以佃农为主,而有奴仆的参加”     

试论明末东南诸省的抗、欠租与铺仓

众所周知,明末(大概是嘉靖以后)在江苏、浙江以及福建等地,伯农的抗租或者欠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佃户不但在荒年里拖欠们租,甚至连丰年也拒绝交纳.这些都是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我认为,记载有关江南这种情况的不少史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例如.明嘉靖年间松江人徐阶、万历年间太仓人王锡爵、嘉兴人黄洪宪,清康熙年间苏州的黄中坚、湖州的张炎贞等人的作品.他们一方面叙述了佃农的抗税风潮.感叹农村风俗的“坏废,;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指责官府,认为官府对于这些现象居然不下手干预.     

清代前期广东、福建两省的粮布消费问题——鸦片战争前传统自然经济的局部瓦解

一、清代前期广东、福建的粮食消费 明代中叶以前,闽粤两省和国内其他省份一样,粮食消费的主要形式是自给自足。随着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萌芽状态的粮食市场。明末董应举论福建:“福建上府多山,而沿海郡邑多咸而少收,故上仰粟于上府,南仰粟于粤,北仰温台,从来如是。”明代广东的开发程度尚不如福建,经济以粮食生产为主,是福建的大粮仓。据屈大均《广东新语》、陈舜系《乱离见闻录》等书,广东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福建,数量颇为可观。吴承朋先生估计:明代福建省自外输入的粮食约有上百万石,他的结论是:“福建省大约可以说是当时自然经济受到破坏最多的省份。”按照吴先生的观点,福建自然经济在明末就有分解的迹象。     

明代徽州“义男”考论

明代徽州农村“义男”颇为盛行。传统观点认为“义男”即奴仆或变相奴仆。而从黄册底籍等文书资料看 ,农民和地主家庭均有蓄养义男者 ,类似奴仆的义男只是义男的属性之一。一些自耕农、佃农家庭收养义男并立为户主 ,义男和义父家庭的结合具有社会互助性质。在徽州这样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 ,义男作为异姓继承者存在其间 ,表明宗族势力统治的松解。明中叶以后 ,在国家修正的法律条文中 ,承认了农民家庭义男的财产继承权和人身自由 ,这是明代社会变迁在法律制度层面的一种反映 ,具有重要意义。     

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商品生产是为交换而进行的一种生产。商品具有两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生产与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同,它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只有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并出现了社会分工以后才有可能。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转移使用价值只是说明了交换社会劳动这一为任何社会存在所必要的前提,而没有阐明通过商品生产的形式来交换社会劳动的特点。谁都知道交换社会劳动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因此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交换”。恩格斯曾指出:“要成为商品,这个生产物必须由交换移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使用的人的手里。”     

滨岛敦俊谈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副教授、明代社会经济史专家滨岛敦俊先生在来厦访问期间,于三月三十一日与厦大历史系部份教师、研究生举行座谈.座谈中,滨岛先生介绍了日本史学界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情况.滨岛先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研究明史的人很少,其中仅有清水泰次先生一人从事明代社会经济史与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清水先生与中国学者梁方仲先生亦有交流).四十年代后期,局面始有改观,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人多起来了.藤井宏先生、西岛定生先生和山根幸夫先生,便是战后初期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以后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例如,近代西方流行一种“中国社会停滞论”,一直到威特福格尔(K·Wittvogel),仍坚持这种论点.西岛先生深入地研究了明代江南地区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棉业生产),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从而破除了“中国社会停滞论”,倡导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及规律的研究.这对于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西岛先生的治学方法,师     

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当代反思--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新贡献在于：在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历史性质的论述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补充了“生产力条件”；提出了区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标准；突破了斯大林关于商品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限定，肯定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可以是商品；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新论断。分析和评论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需要把“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允许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所“丰富”的，是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而不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设想。     

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

明清两代,福建西、北部广大山区,由于佃农反抗、起义以及小股经济土匪活动的频繁,而沿海一带又屡遭倭寇的侵扰和海盗的劫掠,出现了许多地主筑建的或以乡族名义筑建的土堡。这些土堡,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村社会的产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研究明清农村生活、乡族关系、阶级斗争和民俗演变以至于建筑艺术,都是珍贵的实物资料。厦门大学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组于一九八四年冬、一九八五年春两次赴闽南、闽西、闽中诸县调查,发现若干明代始建的土堡及筑堡民间文献。现将所得参照史志资料,予以初步的剖析。     

宋代福建沿海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宋代福建的农业,已和吴越、蜀等先进地区并驾齐驱:“东南诸郡,饶实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的记载就是一个根据。其实,就福建而言,各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山区农业的发展虽有其特点与进步,但仍难与两浙平原地区相比较。沿海平原地区则是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先进水平。 (一) 宋代福建路包括一府五州二军,沿海地区指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四地,被称为“下四州”,《宋史·地理志》载其地共有二十六县,濒海者为十六县,本文所论,即以地为主。沿海地理形势的特点,正如《三山志》概括的那样:“福、兴化、泉、漳、于一道为控带山海之国”,负山滨海是其主要特征。所负之山,大多先是丘陵,土壤为岩石风化而成的红土,继而山岳,多属高峻,“穷崖绝岭”。这就孕育了众多的河流,闽江、木兰溪、晋江、九龙江分别横贯四州,泥沙的沉积,逐渐形成了大片沃野,这里土壤粗松肥沃,适宜于耕作,在宋代以前就多被垦种,至宋代,这样造田过程还在进行,     

论中国永佃权的基本特征

永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租佃形式,它盛行于明代中叶之后,延续于清代、民国时期。采用永佃形式租佃地主土地的佃农,在不欠租的条件下,有永远耕种的权利,我们把它称之为永佃权。中国经济史学界对永佃权的由来和性质曾做过许多探讨,提出富有启迪的见解。但长期以来,论者往往把永佃权和田面权混为同一概念,或把田面权附属于永佃权,从而把“一田二主”视为“永佃制”。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永佃关系,我尝论其非,指出:“购买田面权的现耕佃户,……从本质上是田面主兼佃农,即既是     

客家经济协作体——闽粤赣边区域经济交流与协作纵论

闽粤赣边，顾名思义是指行政区划分别隶属于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结合部区域。其范围历来无明确的界定，目前只是有“小三边”和“大三边”之说。“小三边”是指历史上闽西的汀州府、龙岩州，粤东的潮州府、嘉应州和赣南的赣州府、南安府、宁都州；或者是指现在的福建省龙岩市、广东省梅州市和江西省赣州市。     

明代广西的“田土之争”

明代广西的农民起义,往往与田土问题密切相关。史载:“凡大盗,起于官差之扰、田土之争”,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阶级斗争的特点。由于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田土之争”又与民族斗争相联系,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若干特点。     

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为例

本文通过梳理明代福建漳州府食盐运销制度演变历程,分析盐政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盐政变革除涉及军政、财政外,还与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明初漳州府食盐只是民间互通有无的物品。明中期,漳州府商品经济发达,食盐成为大宗商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在盐利的驱使之下,漳州府各种势力互相争夺,促进盐法变革。本文的分析也说明了明初时并非所有地方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因此,考察明代食盐运销制度时,切不可将专卖制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加考虑的"常识"。     

关于当前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若干问题

探讨商品生产在目前存在的原因,不能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因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里我想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谈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到我国全面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不是就要消灭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必要性和根据是什么呢?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第一,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因为有两个所有制形式,所以就需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便在国家与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所有者之间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制,而不是社会分工。他们把社会分工在这个问题上的意义降低到这样一种程度,认为在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的必要性时,在先交代一下“社会分工”仍然照例是它的必要条件以后,就可以将“社会分工”这一因素舍去。另外一些同志则完全相反,他们     

城市经济要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正> 一要破除发展农材商品生产只是农村问题的狭隘见解目前,我国农村正由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经济逐渐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这是我国八十年代经济生活中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只是农村本身的问题,似乎与城市没有关系,这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商品生产不是为了生产者自身的消费,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它不受行业、部门和地区的限制,是社会化的生产。它通过广泛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使社会生产的两个地表空间范围——城市和农村都处于商品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冲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束缚,使农村经济走出了农村的狭隘天地,同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相     

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评估

汉代农业商品生产取得了明显的发展 ,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有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专业农户农业商品生产所涉及的领域包括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各业 ;田庄主不只是“自给自足” ,而且也广泛地进行农业商品生产 ;根据与市场联系的具体情况 ,小农可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三种 ,而这几种农户都有商品性的生产。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但当时的农业商品生产又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地域性和分散性 ,农业商品率约为 30 %。     

由“小而全”到“小而专”,再到“专而联”,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谈专业户、重点户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双包”责任制成为我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以来,专业户、重点户以其成本低,投资省,效益大,商品率高为显著特点,在农村经济中脱颖而出、并为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开了新生面,其所显示的社会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本文就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所显示的社会意义,及当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农村市场简论

嘉庆是清代的转折点。嘉庆以前,特别是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尽管分散的、细小的抗租斗争、抢米事件频频发生,城市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不断出现,但从全国形势来看,是稳定的。在这期间,封建生产关系有所松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民族团结得到加强,特别是乾隆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其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嘉庆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迫停滞。就鸦片战争前的乾、嘉、道时期与清初的顺、康、雍时期相比较,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经营规模都有明显的提高。本文拟就鸦片战争前乾嘉、道时期江苏地区的农村市场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 生产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列宁也     

“四人帮”篡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性质的一例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把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冒名顶替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篡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他们炮制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表演特别恶劣。这本书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本来这已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