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及地区之间的联系

中国国内各地区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会受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影响。文章使用1991年至2007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以及东部地区吸收的FDI是否对中、西部地区吸收FDI产生“挤入效应”。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吸收的FDI对中部省份吸收FDI有“挤入效应”,而对西部省（区）没有“挤入效应”;东部地区吸收的FDI对中部省份产生“挤入效应”有一个“门槛”,在越过“门槛”之后,中部省份的生产者服务越发达,则“挤入效应”越明显。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

本文结合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我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理位置对我国FDI的流入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沿海省份具有相对的地理位置优势,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场规模与市场潜力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越大,FDI流入越多;3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地负向关系。劳动力成本越低,越能吸引更多的外资直接投资;4实际有效汇率对FDI流入产生显著地正向效应。实际有效汇率升高,本币贬值,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FDI净流入与贸易条件恶化:悖论及解释

一、引言 随着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日益融合,作为国际投资主要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FDI流入推动了一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又改变着一国的资本存量,影响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吸收FDI大国,有必要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     

评价FDI发展状况的新方法——三个新指数

本文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FDI Performance Index）的基础上创新出了可以评价两国（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FDI发展情况的三个指数,分别是：用来衡量投资国对东道国重视程度的FDI关注指数（FDI Attention Index）；用来衡量东道国对投资国依赖程度的FDI依赖指数（FDI Dependence Index）；用来评价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FDI合作状况的FDI合作指数（FDI Cooperation Index）.这三个指数弥补了原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只能对于一国或地区的FDI引入总量进行评价而缺乏评价精确到来自某个投资国的FDI引入业绩和评价某投资国和某东道国之间FDI发展状况的不足.本文还以日本对华和对印的直接投资为例,用这三个指数分析近年来他们之间的发展合作情况.     

FDI、产业特征与制造业地理集中——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1999—2008年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特征与产业地理集中的关系,其结果发现,自1999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日益提高,在行业上,资源型产业地理集中度最高,高度地方化产业地理集中度最低;从全国20个制造业行业数据样本看,FDI的进入会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根据外资比重进行产业细分后,外资对高外资比重产业地理集中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明显,而对低外资比重行业的作用不显著;即使在高外资比重产业中,FDI与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也不存在着倒U型关系,而在低外资比重产业中,只有当FDI比重超过一个临界值时,FDI对地理集中的正向促进作用才会显现。     

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

一、中国利用外资的概况1.利用外资的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中国虽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励外资和华侨资本直接投资的政策,但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少。1979―1991年,合计利用FDI才233.5亿美元,FDI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很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进入。当年FDI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1996年,突破了400亿美元。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从2002年开始,FDI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破了500亿美元,2003年也略有增长。2.FDI的地位和作用在发生巨大…     

基于纳什谈判的外商进入模式分析

本文在纳什谈判的框架下比较分析了四种外商进入模式:出口、技术许可、绿地FDI、投资兼并.对应于出口或绿地FDI,外商与本国厂商进行古诺竞争.对应于技术许可或投资兼并,它们通过纳什谈判分享合谋利润,其中出口和FDI分别构成了技术许可和投资兼并谈判的纳什威胁点.最终,外商通过比较投资兼并和技术许可决定其进入模式.本文对FDI的动因给出了一个“以打促谈”的全新解释:尽管设立FDI需要外商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但借此它可以在投资兼并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谈判优势.分析表明,本国市场容量越大、外国工资越高、本国关税越高、本国工资越低、FDI成本越小,外商越容易采取FDI和兼并策略.但更加有趣的是,如果外商拥有的是“适宜技术”,即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或太小时,它更有可能采取投资兼并策略.     

FDI的流入与中国产业结构:影响及对策

改革开放二十年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截止2000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64345个,合同FDI金额6761亿美元,实际使用FDI金额达3485.66亿美元.利用FDI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资本形成、技术外溢、产业升级、贸易创造、就业等多方面的效应.据测算,1991-1999年我国实际吸收FDI对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每年拉动1个百分点.因此,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无疑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中日韩三国外国直接投资比较

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核心国家,都希望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三国FDI的投资方式、投资来源国及投资产业有较大不同,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分析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发展的关联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国内企业竞争力最弱,日本最强.今后中国引进外资过程中,应增加并购的比重,提高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同时实施内外资企业平等的优惠政策,努力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     

技术差距如何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已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对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FDI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进而采用面板数据以及交互项检验的方法,针对技术差距对FDI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相对国内企业越先进,行业内的国内企业获得水平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但该获得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则越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最优的引进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取向。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自主创新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个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等三种专利的作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没有促进各省的发明专利数量的提高,反而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发展上。在市场换技术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外商凭借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控制了技术和市场,抑制了国内企业的研发行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水平,必须引导我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我国企业自主研发体系,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同时利用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模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学习效应。     

信息化水平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下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将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并运用2005-2011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各阶段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价值链视角来看,信息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尤其对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技术开发能力。企业规模和市场化水平对中国工业技术转化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入壁垒和FDI仅对中国工业技术转化能力有显著影响,行业进入壁垒越高越利于技术转化能力的提高,而FDI并不是引进的越多就越有利于技术转化能力的改善。最后,提出了提升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与区域差异性研究

采用我国2000—2010年26省市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对国内研发、技术转移和国外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到省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又把26个省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考察各区域的创新绩效。研究发现,本国科研人员投入及技术转移对技术发明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科研人员投入等本国要素及FDI、出口贸易等国外因素则对产业创新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国内研发等要素投入对高收入地区的技术创新促进性作用比较明显,而FDI等因素对低收入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均产生明显的积极效应。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模仿与创新的研究

本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影响.通过赋予这些国家的企业选择模仿或者创新的自由,打破传统技术扩散模型中技术落后国只能进行被动模仿的假设.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从技术扩散效应、资本效应以及资源竞争效应3个方面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情况下,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本效应超过资源竞争效应,使外商直...     

外商直接投资与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基于西部l0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西部地区1991-2012年的相关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增长这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我国西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地企业创新产品产值成逐年增长趋势,并辐射周边区域,提高了本地区的人均GDP,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更多外资的流入;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时不能盲目,应注重对人力资本等的培育,加强对外资的消化吸收能力,最终促进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提高.     

外向FDI影响中国自主创新的机制及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向FDI)在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进而采用我国1987～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外向FDI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向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向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变动还会反向作用于我国的外向FDI。此外,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也显著地提升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利用外向FDI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建议。     

Multinational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pillover effects: The case of the U.S. auto parts industry

Multinational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pillover Effects: The Case of the U.S. Auto Parts Industry. — Since the mid-1980s man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ttempted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primary reason is access to modern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true impac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e U.S. case suggests that even in a developed country FDI can also make a favorable impact on the local industry, but possibly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FDI can increase efficiency substantially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f competitive pressure instead of, or in addition to,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manner in which FDI influences the local economy seems to be very different depending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recipient countries.     

探讨金融市场发展对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溢出效应可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的实现受到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金融市场发展是提升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信贷规模的扩大以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增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过,目前我国由金融市场发展而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尚不明显,为此,本文提出了如何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提升FDI质量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高科技企业OFDI速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文章采用2008-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依据海外子公司投资动机计算企业基于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并此基础上以投资速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是基于深度还是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对企业OFDI速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从投资地区异质性看,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无论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可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低吸收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以较低的投资速度进行技术寻求;另外,在发达国家的OFDI尤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颠覆式创新绩效。     

不对称市场、技术获取与FDI的区位选择

在Bjorvatn和Eckel(2006)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技术获取因素,通过建立一个垄断市场模型,在不同政策背景下,比较了技术获取和市场大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政策竞争,FDI均能提高东道国的收益。与Bjorvatn和Eckel(2006)的研究相比,仅当两国市场容量差距较大时,政策竞争将导致较大市场容量的国家对FDI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从两国整体来看,政策竞争改善了FDI所引致的两国整体福利,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