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了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迁移劳动力汇款的情况，以及影响迁移者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的因素；迁移者的收入如何改善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迁移者的收入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投资；迁移者的回流行为，以及影响迁移者回流决策的因素；回流劳动力对家乡经济多样化的影响；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迁移如何影响家乡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文章指出，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将持续，而且会更加深远。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     

中国边疆地区引进劳动力的实证分析——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本文利用兵团1956-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对影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劳动力雇用量的耕地面积、农业技术、农业总产值和制度变迁等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未来10年,兵团农场还需要引进50万劳动力。关于农场希望引进的劳动力类型和采用的引进方式,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可知,未来农场需要引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引进方式上以单位招工和自发流入为主。     

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研究

迁移具有促进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以及传递机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迁移效应,随着迁移距离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其中迁移区位为本乡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低,迁移区位为市外省内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同时,农民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作用效果存在迁移异质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提升劳动力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以阻断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代际低收入传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就业培训需求与制度创新——对北京和宁波两地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对农民工进行就业培训是提高其人力资本和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本文依据北京和宁波两地农民工的实证调研资料，运用Linear probability model对农民工就业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差异会影响其培训需求，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对其培训需求的影响更为突出。进而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影响，提出了几点制度创新的建议。     

新疆兵团农场劳动力引进与配置模式研究

李豫新教授的著作《新疆兵团农场劳动力引进与配置模式研究》是在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完成的。本书紧紧围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劳动力、流动变化、引进与配置等关键词,站在壮大兵团事业、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和发挥兵团屯垦戍边、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战略高度,将兵团农场劳动力以及劳动力有效引进与合理配置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并将之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全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兵团农场劳动力诸多特征和变化规律,     

进城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推拉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进城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广东和湖北两地950户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个人,家庭综合人力资本更显著;永久性迁移行为更依赖于家庭因素,处于子女抚养期的家庭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倾向更高,该作用机制在老一代农民工家庭更显著。随着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和行为会弱化,但合理的住房支付能力反而起到强化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迁移决策机理研究

目的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参与，农民工作为农民群体的一部分，分析其迁移决策的形成机制并给予合理的行为引导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需要。方法 文章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建立农民工迁移决策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剖析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形成过程与各节点关键影响因素。结果 （1）反映社会压力的主观规范与反映农民工自身喜好程度的行为态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反映农民工迁移阻碍的知觉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之间影响较弱，农民工迁移意愿主要受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影响。（2）来自农村社会的意见是农民工迁移决策过程中社会压力的主要来源，经济与福利因素是影响农民工行为态度的主要因素，而工作信息传导不畅、城镇生活保障缺失等则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障碍。结论 未来应以产业布局为抓手，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与村委会的影响作用，对农民工迁移行为进行合理引导。     

制度约束下的农民工移民倾向探析

在制度的约束下，农村劳动力要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目标一般需要经过两个过程。本文选择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和外出年限4个变量，利用江西外出务工农民的移民倾向调查资料和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了影响农民工第二过程迁移决策的因素。基本结论是：较高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长的外出年限导致更明显的移民倾向；在第一过程迁移中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与迁移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第二过程并不存在；是否享有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民工的移民倾向没有影响。     

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探析

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这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农民工的迁移决策，特别是持久性迁移决策更多地受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对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揭示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影响，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依据。     

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日益普遍，贫困地区也不例外。本文利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户调查资料，对迁移收入转移及其对贫困状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具体分析了迁移收入转移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行为与“利他性”假说相吻合，这表明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可以视作一种积极的反贫困行为。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具体分析，本文也发现劳动力迁移的确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迁移人口与其他家庭成员处于不同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福利状况有可能被高估。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6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中国中部地区6省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中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已婚、受教育水平较高、有职业技能、家庭耕地少、居住地在偏远乡村的农民工倾向跨省流动。与省内就业相比,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较高,主要从事制造、建筑等行业,但是,其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环境有待改善。联系当前产业梯度转移加快和劳动力趋于短缺、农民工回流加速的背景,本文认为,应加快产业梯度转移和结构调整,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和生活环境,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     

苏南地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对苏南地区农民工收入增长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探寻该区域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改进措施。[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增收5条路径下的8个指标对农民工纯收入的影响。[结果]城镇化率、农村机械化水平、削减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农村高中级以上学历劳动力数量、城乡土地置换率和城市下乡科技服务人员等7个指标对于苏南地区的农民工收入为正向影响,但是农村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工收入为负向影响。其中工业化率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系数最大,削减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于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系数最小。[结论]城镇化、农村资源水平、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农产品的供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人口流动对于农民工的收入均有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是负向影响。因此,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优化工业化水平;引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升农产品有效需求、优化农产品定价机制,便可从根本上促进苏南地区农民工收入的持续性增长。     

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又揭示了农民工工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当前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经过综合测算，本文认为，当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应至少提高1／3。     

多层次分析方法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应用：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将家庭作为迁移决策单位,利用多层次分析技术,从家庭、村和省级三个层次研究我国省际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类型、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主业和家庭在收入分层中的位置等家庭层次变量,经济类型、交通条件和迁移传统等村级层次主量,以及投资强度、经济结构、农村社会保障等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     

美国农场家庭收入：经验、问题与政策

本文论述了美国农场家庭收入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农场数量减少、农场劳动力比重上升和农场外收入增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美国农场家庭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全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并且呈现三个特点：农业收入的重要性已经很低，农场外收入中工薪收入占有主要份额，政府转移支付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指出，美国农场家庭收入仍然存在不稳定和不平衡两个基本问题。同时，本文还分析了农业生产收入支持、农场家庭收入支持和非农业就业三种政策的意义。     

广东省农民工短期培训效果研究

基于广东省农民工实证调查数据,本文借鉴柯氏四层次评估模型、培训成果转化理论及众多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对农民工的培训效果指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培训因素对培训效果的影响最为显著,既能提高农民工的知识迁移能力和技能水平,又能促进就业和稳定离职率。但是培训对收入有滞后性,培训后增收效果不明显。     

为什么多数农民工子女留守而不流动

本文利用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多数儿童留守而少数儿童流动的原因。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在外收入能力和照料能力是限制儿童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是否从事自营业务、能否获得社会保险以及是否有非就业的成年人陪同。制度因素呈现了一定影响,包括高考制度限制引起初中阶段流动儿童大幅度减少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险有利于儿童流动。结论是通过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外收入能力和照料能力,从而有利于儿童流动和完整家庭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