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的法律问题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是落实《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举措之一。国民待遇的例外、市场准入的例外以及当地存在的要求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涵盖范围;市场准入的例外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管理措施,还包括效果上的管理措施;当地存在与商业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跨境货物贸易与跨境服务贸易之间的界限值得厘清;兜底条款可纳入清单但适用应当谨慎。     

跨境生产补贴规则的特征、动因与中国因应——以欧盟对埃及和印尼相关产品反补贴案为视角

近年来,欧盟相继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产业发起反补贴调查,在主体要件、区域专向性以及效果要件等方面形成了欧盟规制跨境生产补贴的单边规则。欧盟此举在货物贸易领域初步创设了跨境生产补贴规则,与此同时,国际规则文本中还出现了有关服务和投资的跨境补贴规则。当前跨境生产补贴规则的发展存在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动因,根本动因是跨境生产补贴所支持的出口国产业升级威胁了进口国的产业竞争力与供应链安全。为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国须对不断发展的跨境生产补贴规则做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应措施。     

跨境电商背景下跨境出口零售规则的完善

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给WTO规则带来挑战。本文首先采用田野调查法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在总结跨境出口零售与传统出口贸易流程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境出口零售实践在支付、通关和税收方面的特点以及对传统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挑战。然后,借助文献研究和政策分析,提出完善跨境出口零售规则的重点方向,包括确立货物贸易规则的引领地位、探索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保持跨境出口零售规则体系动态发展。我国需要总结跨境出口零售的发展经验和创新规则,形成“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在跨境电商规则国际协商中推广应用,引领国际社会完善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跨境电商中的数字服务税:国际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推动跨境电商业务蓬勃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跨境电商的数字属性让其在纳税人身份判定、价值产生属地界定和交易性质区分方面存在困难,导致传统税收规则难以适配。文章系统梳理了数字服务税的国际探索历程、数字服务税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和征收数字服务税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我国的应对举措。研究发现,数字服务税的开征会影响跨境电商产品定价、抑制行业投资和创新,但并不能达到限制海外跨境电商扩张和扶持本土跨境电商发展的效果。同时,开征数字服务税还面临纳税主体界定、税收中性原则和国际合作等现实问题。为更好地应对数字服务税的挑战,我国应借鉴数字服务税的国际实践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税收规则制定,建立税务部门与跨境电商信息共享平台,扶持跨境电商发展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RCEP背景下福建跨境电商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RCEP背景下福建跨境电商发展基础,指出福建在RCEP背景下发展跨境电商存在的制约因素,如跨境电商人才缺口难题待解、企业对RCEP的规则认识不足、福建对外贸易发展不均衡以及东盟国家配套服务存在明显的短板等。对此,要“政校园企”四方协同创新,共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机制;“靶向”精准培训帮扶,助力企业深度了解RCEP规则;汲取厦门先进经验,推进RCEP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多方协同发力,优化RCEP跨境电商营商环境。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规则研究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通过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以及“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便利。由此,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了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建设的进程。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海南自由贸易港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积攒了较多经验,但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编制、跨境服务贸易的监管等方面还有待完善。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规则既要从实体方面开放跨境服务贸易的具体领域,又要从程序方面为跨境服务贸易营造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创新监管机制,守住风险底线。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影响

为了保护隐私权,欧盟制定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保护个人数据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是其两大目标。为了符合GDPR的要求,非欧盟企业客观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撤出欧盟市场,要么将数据本地化,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实际上,数据本地化构成了贸易壁垒,违反了《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6和17条。为了促进数字贸易,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美墨加协定》(USMCA)为代表的新型区域贸易协定禁止数据中心本地化设置。为此,欧盟应设法消除任何数据本地化要求的可能性,同时应设法完善GDPR下的充分性决定机制。GDPR客观上对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了因应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中国应引导与推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改进,加速构建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有序流动和保护公共利益相协调的新型数字贸易规则;借鉴欧盟与美国缔结的《隐私盾协议》,与欧盟开展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双边协议谈判。     

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的有关建议与对策研究

全球数字治理迎来规则重构关键期,中国应当引领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推动形成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新机制,为解决“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引领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具备良好基础条件,但与“欧洲模板”“美国模板”相比,中国方案竞争优势尤其是国际话语权优势不突出,存在与美国在数据流动规则的博弈中处于劣势、数字税推行缺乏可行性方案、数据隐私保护能力不强等难点、堵点。建议在国内规则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数据流动监管领域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升级,探索适合中国数字服务税的建设方案;在国际规则层面,依托区域性规则谈判,力争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主导权,加快搭建“国际数字经济特区”等平台,促进规则先行先试。     

数据跨境转移的欧盟规则及对中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据跨境转移作为数字经济驱动的产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转移规则设计已引起各国重视。欧盟较早对数据跨境转移进行探索,其数据跨境转移规则走在世界前沿。欧盟数据跨境转移规则立法经历了从公约到指令再到条例的法律层级变化,实现了从建议性规范到强制性规范的法律效力升级,在全球树立了数据立法的“欧盟模式”。相较于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我国的数据跨境转移规则制定仍处于发展阶段。我国数据跨境转移规则的框架虽已基本形成,但仍存在数据跨境转移规则立法碎片化、数据跨境转移监管较为薄弱及国际数据跨境转移规则制定话语权尚未掌握等缺憾。为进一步巩固数据跨境转移监管的法治基础,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健全数据跨境转移规则体系、完善数据跨境转移监管机制、增强全球数据跨境转移规则制定话语权,形成数据跨境转移的规则体系的“中国方案”。     

自由贸易协定中数据本地化措施规制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国家基于安全、隐私保护等监管目标采用数据本地化措施对数据跨境流动予以限制并引发争议。然而WTO框架下缺乏针对该措施的专门规则,为回应规制需求发起的诸边谈判也因各方分歧难以达成共识。这一规制困境促使许多国家转而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制定相关规则。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切入点,在分析美欧主导规制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比例原则指导下的“禁止+例外”模式是协调价值冲突并保障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路径。当前中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在国内法中确立了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而全球治理框架下数据流动的趋势必然是更加自由的,中国应重新审视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完善国内数据本地化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协作,通过自贸协定谈判提升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背景下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思考

数字贸易包括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数据信息和跨境电商五大业态。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B2C跨境电商全球领先，但与世界主要数字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数字平台国际化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在当前形势下，“数字强贸”是我国贸易战略深化升级的重要方向，数字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发展数字贸易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战略选择。未来，要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在我国贸易强国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升级，提升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推进贸易数字化进程，支持数字平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数字贸易规则标准国际衔接，努力把数字贸易打造成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引擎”。     

中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的CPTPP合规性研究

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但国内外始终存在质疑，认为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不符合CPTPP规则。近年来，中国通过设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网络安全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机制逐步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框架。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并非如外界一般认为的普遍设置数据本地化要求或禁止数据出境，制度总体符合CPTPP规则，或可以援引例外规则进行抗辩。与美欧相比，中国的重要数据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是对现行跨境数据流动制度的创新和必要补充。数据跨境安全网关对外国部分网站的整体屏蔽在加入CPTPP谈判中宜单独处理。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模板”、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美国最早研究和推行其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和国际规则,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等贸易协定为代表的“美式模板”。欧盟和亚太国家在数字贸易开放理念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进而形成了“欧式模板”和“亚太模板”。在此基础上,主要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不断融合发展。上述三大数字贸易“模板”在贸易便利化、关税与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与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等四项议题中的常见条款已基本达成一致,但随着数字贸易内容与形式的发展以及参与规则制定的国家增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将上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贸易协定数量也较少,已纳入的规则条款在深度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未来需要更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从而掌握数字贸易发展主动权。     

广东省“五外联动五方合力”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外需增长持续放缓已成为外贸稳增长面临的最大压力。广东省中山市以培育(招引)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方为切入点,聚集政务方,跨境(电商)贸易的企业方,提供物流、支付等专业服务方及目标东道国导入资源的运营方,打造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进口与出口双向联动的跨境电商生态圈,形成了“五外联动五方合力”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广东省外贸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山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产业数字化升级有待提高、人才资源要素支撑性不足和产业链衔接性有待完善的现实困境。对此,本文从“五外联动”实现协同发展、“五方合力”推动高效协作两个方面探讨广东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策略,旨在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商运营现状分析

我国跨境电商交易份额逐年提升,2018年交易规模达到9.1万亿元。虽然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是物流、支付安全、信用体系和争端机制以及通关手续、法律和监管等方面存在问题。其应积极通过建立与跨境电商发展相协调的国际物流体系,制定和完善ODR规则,建立大数据时代的信用体系,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和通关服务监督平台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数字化背景下的服务贸易模式转变——以美国金融服务出口为例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是数字技术发展和国际规则驱动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不同服务贸易模式的非均衡增长则是其直观表现。资本全球化时期，商业存在模式是服务出口的主要途径。为清除服务出口障碍，美国借助国际规则手段推动投资自由化并取得显著成效。数字化时期，跨境服务模式发展迅速，成为美国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的核心利益点与规则聚焦点。在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服务行业内，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模式呈现出明显转变，而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趋势并把握其背后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权。     

打通跨境电商的堵点与痛点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近20年来,中国依靠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企业商务模式创新,迅速跻身世界电子商务大国行列,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要素流动限制、同质化竞争、贸易壁垒等仍影响跨境电商大发展。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为打通跨境电商堵点和痛点,稳住2023年外贸增长基本盘,中国应以开放和创新为引领,提升跨境电商的国家战略定位,以贸易数字化推动跨境电商创新发展,以要素市场开放打通制约跨境电商大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堵点,以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国内再生产良性循环,以制度集成创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丝路电商”建设为抓手推动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规则标准制定。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模式比较研究

<正>跨境电子商务在我国异军突起,在给物流行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跨境物流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跨境电商物流是一个系统化的物流服务过程,是为满足跨境电子商务客户的物流需求,以最少的成本和时间向客户提供跨境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等服务,实现商品跨国递送服务的全过程。电子商务具有与生俱来的国际性,跨境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物流业的发展环境和竞争规则,对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研究跨境电商下的物流模式对促进跨境电商物流进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广东省跨境电商发展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互联网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跨境电商发展的“垫脚石”。广东省作为中国的外贸大省，其借助互联网及当地产业集群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促使跨境电商成为广东省增加进出口贸易的“倍增器”。本文主要研究广东省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平台门槛低、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从而促进新时代广东省跨境电商可持续发展。     

新形势下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新发展与新问题——基于WTO多边贸易规则的思考

跨境电商出口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冲破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下货物贸易的地理界线,在我国对外贸易整体疲软形势下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已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新模式和新动力.本文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发展的现状中分析,既看到新贸易规则的缺位,又看到了受WTO规则的制约,由此进一步剖析了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仍面临物流、知识产权、囤货滞销、国际支付结算及清关、商检、结汇、退税等风险问题.最后,提出化解诸多风险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