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大气污染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大气污染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河北省的作用尤为关键。文章认为:京津冀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缺乏有效协调,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企业生产经营理念落后,非政府组织依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和公众环保参与程度较低。文章建立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型,阐释了各主体功能以及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协同运行机理,通过各主体的通力合作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对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充分发挥第三方大气污染治理机构的作用、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建议。     

合作型组织生态治理的发展与挑战——以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单一垄断型的公共管理范式逐步向多元化的协同治理新范式转变,合作型组织这一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治理组织在近年得到快速发展,并在社会事务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治理。京津冀是合作型组织的典型代表,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展了多种协同治理。本文梳理了合作型组织的相关文献,分析了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了意义、发展模式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构建研究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要求政府、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通力合作,相互影响,协同促进,共担风险,从而更好地治理公共危机。结合实际分析发现在这个体系中仍存在观念落后、结构畸形和机制欠缺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构建新型协同治理理念,需要注重构建合理的协同治理结构,并且构建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从而使协同治理体系步步完善,发挥更加优秀的效果。     

城市群视角下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主要问题与治理路径

世界级大都市是国际和地区间密切交往的重要产物,是地方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形式,一般具有服务便捷、总部聚集、文化生产等三个基本特征。当前,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存在国际交往能力不足、跨国组织发展不均衡、文化生产力不足、城市病突出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京津冀城市群未能为北京的跨国组织发展、文化生产创新、城市结构优化等提供有效保障。要解决如上问题,需要在治理路径上进一步深化。在宏观层面,必须深化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强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维度。在微观层面,应按城市交往需求匹配服务业体系、多元策略吸引各类国际组织进驻、融合传统与现代进行文化创新。总之,处理好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问题,既要把握北京与京津冀的关系,又要把握北京自身内部发展的关系。     

现代城市社区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践——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

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需求、利益主体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多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区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对此,本文将基于治理理论中的协同思想,厘清社区协同治理相关概念,并结合目前社区发展实际,分析我国现代城市社区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状,探寻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应如何更好地实现多元协同治理的路径,使各种社会力量得到整合和优化,最终推动社会善治.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拐点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最为严重。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PM2.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在2013—2014年开始出现拐点,空气质量开始好转,但总是出现反弹的现象。本文探究了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基于保定大气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工作研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和"大保定"发展新纪元的开启,为了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京津保地区展现全新形象,保定市对大气污染防治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治理。文章从保定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入手,深入分析了保定环境审计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环境审计工作创新方面提出强化环境审计宣传、完善环境质量量化考核制度、建立环境审计组织体系、成立环境审计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学习省内外环境审计经验等措施,努力创出一条适合保定市情、改善京津冀环境的环境审计工作之路。     

协同发展,最大的政策红利

正"APEC蓝",让北京人记忆犹新,恋恋不舍。而"APEC蓝"的获得,是京津冀及周边各省份联防联控大气污染治理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G20峰会期间讲道,"实际上是借APEC的东风,尝试推进协同治理的举措。几个省市联合行动,污染排放最终减少了三成以上。这对我们今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就是一种实际的努力,并不仅仅为了开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少方面都正在     

浅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的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治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考量因素,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及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的影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影响的应对策略展开探讨,以期为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些借鉴。     

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数据的聚集积累，尤其是政务数据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对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但在政务数据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开放共享水平不高等难题。加强政务数据治理需要在分析政务数据治理的结构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形成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主体协同、客体协同、目标协同等协同逻辑，进而提出包括统筹协调机制、管理建设机制、开发创新机制和权责明晰机制等适合当前政务数据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以此形成高效的政务数据治理的建设保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居民环境权的交易与保护

文章以居民环境权与环境治理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居民在西方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及贡献,概括分析了我国企业与居民环境利益冲突问题,揭示了居民环境权益主体利益缺失和环境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等导致环境污染的制度根源,提出了重视居民环境权交易与保护的若干政策建议。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测度设计与区域特征分析——基于陕西省社会治理进展的评价与分析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区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梳理相关理论文献,构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计测度理论基础,形成社会协同参与能力、法制保障执行能力、资源合理配置能力、社会服务提升能力和科技创新支撑能力5个观测维度,以及12个测度子维度,形成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测度的理论框架。依此构建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以及设计基于Critic法和熵权法的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模型的区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指数和区域差异性测度工具。对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测量和区域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资源合理配置能力最为重要,其次是社会服务提升能力;陕西省各地区区域间社会治理能力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最后针对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态势提出相关建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机理诠释与现实策略

构建黄河流域的空间治理体系,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要求确立生态文明的治理理念和空间发展的治理目标,构建流域管理的治理机制和网络治理的治理模式。黄河流域的空间经济环境特征,集中体现为经济空间与生态资源的不平衡。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面临资源刚性约束、空间开发失调、基础设施与中心城市发展滞后、产业关联不足、治理效率低下等多重制约。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未来黄河流域应实施分类治理、系统治理和协同治理,并完善流域分工体系与政策体系,以高质量的空间治理体系来推进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治理下行政协议信息公开机制优化路径

数字治理助推行政协议信息公开的形式由线下扩容至线上，呈现出服务性、互动性、扩散性等特征。建立健全数字时代行政协议公开机制，既是数字时代的价值取向，也有着深刻的法律和现实动因。然而，作为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行政协议信息公开机制却面临着法律规制亟待完善、公开渠道缺乏统筹、公众参与制度供给不足、主体权责存在脱节等多重困境。对此，要以规范支撑、渠道协同、制度供给、责任明确为着力点，优化数字时代行政协议信息公开机制。     

联防联控机制协同组织网络演化研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成果，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多部门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厘清联防联控机制中各部门间的协同过程，结合中国抗击疫情的实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协同组织网络演化模型，从时间维度分析联防联控机制组织网络的结构特征、组织的角色地位演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同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组织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先上升后降低；协同是一个动态过程，外部需求变化引起网络中组织角色发生改变，推动网络整体结构的不断演进。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评估

协同创新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创新系统及子系统协同创新水平的演变趋势进行评估分析。结果显示：2012—2020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京津、津冀、京冀创新子系统向均衡发展演变支撑区域整体协同创新水平提升；河北创新系统有序度的快速增长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度的提升做出了显著贡献。研究结果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提供一定研究支撑，同时为“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完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等方面提供了启示。     

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成本的差异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要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必须使各省市能够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进行核算,衡量经济生产活动和环境污染治理.但目前由于自然资源要素界定不统一、实物量数据收集不全面等问题,缺乏全国性的环境治理成本分析.选择中国30个省、市大气环境污染等数据,采取环境治理成本法核算各地区污染治理成本并分析其差异性,以其中差异最为显著的NO x为例,对影响其单位治理成本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能源强度、第二产业比重、对外开放程度与NO x的单位治理成本呈正相关,清洁能源的利用程度呈负相关.NO x单位治理成本与其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因此,在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措施时,不能一味地消除污染、减少排放,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衡量污染治理带来的负担,调整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降低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减少污染治理成本,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气治理模式创新初探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空气污染已成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心肺之患"。文章从我国大气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出发,对现有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进行改进和深化,提出构建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并从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制约机制等方面对该模式的实现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河长制”能实现地方政府跨域间的协同治理吗——基于“碎片化治理”的视角

"河长制"这一创新政策试图通过河长之间的沟通协调来有效实现水污染治理目标，但该政策能否有效解决因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而导致的碎片化管辖和协同治理困境，现有文献对此尚未予以关注。文章首先利用博弈模型和逻辑推演阐释了碎片化治理本身对水污染治理及对河长制政策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进而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七大流域覆盖的干流县域数据，结合中国生态环境部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点的水质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流域治理中确实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且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地区，原因在于中上游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被动等待，而下游地区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主动治理，导致下游监管较强、中上游监管较弱而出现污染产业"逆流而上"的现象。同时，河长制能产生水污染治理改善的效果，但尚未解决跨区域协同治理困境，这也正是目前实施的河长制政策的主要局限，亟需后续推行过程中的进一步完善。文章揭示了河长制治理过程中的跨区域碎片化导致的协同治理困境问题，并为此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有利于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跨区域的协同合作治理，为政府进一步建立跨区域的河长制协同治理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