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自动化技术、结构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内生自动化技术选择模型，定量考察了内生的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1)除了产业结构转型外，内生的自动化技术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服务业部门相对制造业部门工资溢价的另一重要机制。(2)中国近二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演化趋势，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分别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上升阶段。部门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则是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3)要素禀赋与劳动力技能禀赋的结构性变化是驱动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和部门工资溢价的重要因素。(4)加强对制造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其与服务型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差距，同时鼓励制造型劳动力向服务型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部门工资溢价。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演化的驱动因素与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可为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启示。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索洛模型的内蒙古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索洛余值和生产函数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总量和结构上量化了要素增长率和要素贡献份额。另外,在计算1992-2010年的要素平均速度上,本文采用了代数平均法,与传统的几何平均法相比较,其更真实地反映了各时期的要素增长情况。本文得到的结论：内蒙古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较低。     

研发投入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人才集聚和收益共享视角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2008—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促使劳动要素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份额提高0.9个百分点,增长约2.15%。机制分析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产生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包括研发人员数量的扩张,以及针对非管理层、非研发人员的普通员工的引致需求。(2)相对于管理层,研发人员具有更高的人均薪酬增幅和更大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通员工则因为数量扩张也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在收益共享中实现了偏向非管理层员工的劳动收入分配。本文为深入认识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兼顾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有益启示。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不同程度金融化水平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研究

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本文通过构建卡莱斯基分配增长模型分析表明,金融化会增大股东权利,从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会不断降低劳动力收入份额.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及城乡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印证了这一结论,且金融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及东部城镇地区实证结果均表明,金融化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挤占存在门限效应:在金融化的初期会大幅降低劳动力收入份额,超过门限值后这一负面影响明显减弱;中西部城镇及农村地区未发现门限效应,但两者仍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两点思考—兼与何伟教授商榷

本文首先考察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中，公有制经济领域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不存在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即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是m，其次考察按生要素分配能否代替按劳分配问题，通过分析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要素分配的不可等同性，按劳分配要素分配各自存在的社会经济基本条件的差异性及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不可动摇的事实，阐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能代替按劳分配。     

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ZMF机构改革——观点和建议

本文关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进行机构改革的方向和模式，重点讨论了IMF在职能定位、份额分配和决策机制、扩大认缴总份额三个方面的现有缺陷，指出各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难点所在，并就各方面改革的可行方案给出建议。     

居民部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分析与财税政策取向——基于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分析(1992～2009)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2～2009年资金流量表数据资料,分析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结论显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初次分配中功能性分配结构失衡是其主要原因。扭转居民部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的关键是提高非金融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减轻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税负是未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增加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研究

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这就需要更加重视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回看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现出类似趋势,即住户部门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和政府部门份额明显提高,因此,国民收入分配中各主体收入所占的比例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最优值,本文的...     

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历史性一步

5月3日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财长在巴厘岛会议上就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包括储备库的规模及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经济监测机制等要素）达成共识,并决心在2009年底启动这一被称作“亚洲货币基金”雏形的多边货币交换机制。     

客户集中度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客户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抑制创新需求、增加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削弱了资源在劳动要素中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对于企业劳动资源的侵占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层面,且当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产品独特性越强以及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时,客户集中度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补充了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企业效率,调整客户结构提供了一定参考。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笔者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地市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系统性考察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分析指出，专项转移支付占GDP之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下降0.747个百分点，政府转移支付规模扩大显著阻碍了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并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进一步得出，一方面，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资本要素的回报率，因此使得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更偏向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当地消费服务业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影响。     

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

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剩余价值不能离开生产要素而产生.因此,并非只有劳动力才有获取剩余价值的合理性,其他要素都有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种要素在获得工资、利息、地租等必要价值补偿后,都可依据其要素贡献份额分享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并不是因为其资本获得了剩余价值而遭非议,而是因资本剥夺了劳动力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而遭非议,因此,判定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关键看其要素红利是否与其要素贡献相符.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常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是否有效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呢?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货劳税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而企业所得税对其有正向影响;财产税和其他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优化货劳税制度,进一步降低货劳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改革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论按要素分配的现实性及其实践意义

按要素分配是人类社会产品分配的基本形式，当它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时，可能采取纯粹的按要素分配形式，也可能结合一些其它形式；可能采取规范的形式，也可能采取不规范的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纯粹的、规范的按要素分配具有现实性和重大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