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基于面板数据的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支出效率研究

以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支出效率测度为出发点,利用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份公共文化投入产出数据,采用DEA－Tobit和Malmquist指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支出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支出效率总体较低,存在着15％的投入浪费,地区不均衡问题显著,公共文化支出全要素生产率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趋势等。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公共文化支出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并提出提高政府公共文化支出效率的初步建议。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Evaluation of Local Public Cultural Expenditure Efliciencies and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da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下,使用2000—2009年广东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广东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支出效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评价各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支出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利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效率评价结果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东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支出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造成这种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财政分权和文化政策等政策变量、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经济及社会因素。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财政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 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592个国定扶贫县的考察

本文以国定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并细分“老、少、边、穷”四个地区,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财政支出行为变化的影响。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各类转移支付以及增量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既有支出格局下并没有特别偏向某类财政支出。这说明国定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转移支付被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支出以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     

微观视角下的养老金替代率与居民消费行为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金“并轨”开始启动,低替代率问题逐渐显露。本文借鉴缓冲储备储蓄理论,首次从微观角度基于养老金并轨和替代率两方面研究养老金制度对于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显示,我国养老金“多轨制”和养老金替代率均显著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比企业及其他人员消费倾向更高;在控制养老金“并轨”问题后,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有助于刺激城镇居民增加消费支出。这些均对低收入和女性户主家庭更为明显。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铸币税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本文考察地方政府各种类型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效应分为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征收铸币税来融资而影响价格水平,而财富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居民金融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变化以及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影响总需求和价格水平。回归结果显示,1980～1993年和1994～2006年两个阶段政府支出的“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有所下降,这与分税制前后通货膨胀率的结构性变化具有一致性,其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支出导致对私人投资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一般支出的私人边际预期收益降低,以及“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具有更强的地区收入分配调控能力,降低了财政支出的铸币税效应。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改变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消费增长

GDP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文章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当前我国国民收入按照生产法核算,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增加居民消费的积极性,仅中央政府的一厢情愿,促消费的政策很难奏效;只有在国民收入核算改为支出法之后,地方政府才会在促进消费增长上积极、主动;这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才会形成合力,促消费的政策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     

政府公共支出理论框架评述

政府公共支出是使得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政府公共支出理论研究涉及的两个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为多大;分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应如何确定。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几类代表性框架、核心假定和主要结论,旨在加深我们对政府公共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并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研究*——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支出存在明显的空间策略互动与时间滞后效应。其表现为相邻省级地区之间环保财政支出行为的互相模仿和路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地区间环境支出“逐底竞争”的直接原因。在构建多维度政绩考核体系来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同时，建立地区间环境支出的协调机制和对外开放等途径，有利于实现均衡和绿色发展。     

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工作的思考

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及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重民生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建设支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不断加大融资力度，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支出的投入。然而根据调查，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融资方面还存在融资管理机制不健全、融资程序方法不规范、融资规模无计划、融资还款来源不落实、融资监管不到位等潜在问题，进而势必会产生政府运行隐患和财政风险。为此，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监管不容忽视。笔者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工作必须做到五明确五严格：     

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