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宏观调控:"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从近两年国家政策的走向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层面．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调可以概括为：增加对落后地区的“雪中送炭”．减少对发达地区的“锦上添花”，由于东部地区已经积累了很强的自我增长能力．即使国家逐步减少对这些地区的优惠政策．其经济增长仍然十分强劲．超过中西部地区．致使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基于2005—2018年1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净影响,然后检验该倡议对不同类型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该倡议是互惠互利的,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该倡议对邻近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中国投资金额的差异和参与建设积极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受益更多,这可以用后发优势理论予以解释;该倡议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大,这种差异受基础设施方面的因素影响。     

资源禀赋与“资源诅咒”——基于青海省海西州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资源危机以及经济相对落后但资源丰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国际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资源禀赋论相反的学说,即“资源诅咒”或”资源陷阱”说文章在分析资源禀赋理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研究了青海省海西州经济增长现状,特别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之问的关系,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结论,对资源禀赋和“资源诅咒”进行了理论反思.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文章分析了近20年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专有技术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2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经济发展奇迹的理论探讨

<正> 过去的几十年中,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竞争活力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被誉为“亚洲四小”,其经济增长速度被称为“亚洲奇迹”。在199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The World Competireness Report,1995)中,新加坡和香港甚至被列入了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十强行列。“亚洲四小”的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极大兴趣。近十几年来,东西方学者,包括我国学者对“亚     

保增长与“练内功”

时下谈起保经济增长，“练内功”这个词显得很“时尚”，可以说在许多领导讲话中和诸多媒体上屡见不鲜。何为“内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武术或者气功。”这是生理上的解释，而保经济增长“练内功”，从大的方面讲不外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经济发展手段、实施科学经济管理等内容。这些内容已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为今年保经济增长的主攻方向，足见这种“内功”对保经济增长是何等重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引领全球贸易治理的模式与绩效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全球贸易治理新模式,旨在通过增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探讨中国如何引领国际贸易管理,其中涉及政策交流、基础设施连结、商业流通、资金流动以及人民心灵互融等五个方面。随后,通过对比分析,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的效果,包括对全球贸易增长的推动、对参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提升参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有助于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实现共赢共享。     

“十一五”期间江苏消费动力展望

“十一五”期间,我国消费经济将有大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对江苏地区的影响如何,江苏怎样顺应这种形势,对江苏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上海旅游业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项目会直接对上海相关产业产生影响.另外,“一带一路”圈定的18个地区和相关60多个国家会通过政府政策和共同建设进行经济上的融合,这会间接推动上海整体的发展进程.旅游业可以作为先导产业,通过构建合理的低碳评价指标体系,促进旅游结构性增长,丰富旅游目的地信息和完善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等措施保证旅游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助力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2003—2017年65个国家的数据,文章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下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作用机制,并将65国分成逆梯度组和顺梯度组进行对比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经济规模这一中介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起推动作用,其次是技术溢出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小;(2)在全样本组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一链式传导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3)顺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与全样本组相同,而在逆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并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链式传导机制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西部大开发应消除“资源近视症”

为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部地区首先要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 ,加快开发 ,发展壮大自己。那么西部地区怎样才能有效地抓住机遇 ,理性、科学、良性循环地实现加快开发的目标 ,却不是一个仅凭单纯的主观热情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改变思维定势消除“资源近视症”笔者认为 ,对“资源”全面具体的理解应包括 :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等四类。勿庸讳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是沿袭传统增长方式亦即以消耗资源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而实现的。在西部 ,这一特点尤为显著。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 ,…     

“资源诅咒”论：一个伪命题

文章对“资源诅咒”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资源总量没有必然的联系,决定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交换。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由于无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顿、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现象。由于很多国家在经济增长潜力、人力资本、社会贫富差距、对外商的依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多。我国应规避金融风险,慎重进行金融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切入点,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产业结构,助推经济增长,优先培育国内市场,减少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防止中西部成为意大利的“美左桥诺”

我们要防止“美左桥诺”现象,它的含义是意大利落后．的南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国家,它的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意大利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     

全球经济脱钧与“危机”蔓延

2008年球经济增长的步伐将会放慢，但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仍要好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来说，2008年最大的挑战来自通胀压力及货币政策，预计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将变得更灵活。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全球金融结构的调整，呈现出与“美元经济”脱钩的苗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明其他地区的经济地位在显著上升。     

日本制造业“减量经营”的经验可资借鉴

“减量经营”是日本制造业战后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转折点。它包括“减”、“节”、“转”三个基本内容。“减”就是减成本,包括减少对人、财、物等的过多占用;“节”就是提倡节约能源;“转”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一、“减量经营”的基本思想及对日本制造业带来的质的变化“减量经营”一词最早出现在1974年11月25日的《日经商务》杂志上。这份杂志以《昭和50年代的经济是向减量经营转变的痛苦时代》为题编辑了特刊,宣告企业倾其全部经营资源孤注一掷的高速增长时代的经营方式已经到了尽头,而…     

产业集群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挑战

产业集群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东部产业集群效应使东部地区强化了“后天优势” ,阻碍了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 ,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形成了重要挑战。东部地区利用西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及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 ,使中西部地区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发展经济的难度加大了。     

“傻瓜养猪法”的“酷越”密码

《中国新农村建设创业能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一个人去创业就能带动一批人就业，很多人去创业，就会激活经济增长的潜力，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就业的倍增效应。”客观地讲，在农村发动有条件的农民搞不同程度规模化养猪，在当前的确是可以“激活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的黄金项目。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思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不但可以帮助中国制造走出去,还可以帮助国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研究背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明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