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S-LM模型与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IS-LM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是现代凯恩斯主义关于商品货币市场分析进而制定政府政策的理论工具。本文首先分析IS-LM模型的含义，然後在对中国的IS-LM模型变量设定的基础上对中国的IS-L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该模型所获得的基本结论分析中国近期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阐释其应有的内在政策含义。     

加入基尼系数的IS-LM模型分析——收入分配因素影响宏观经济的模型分析

基尼系数的变动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货币的交易需求和货币的投机需求三个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基尼系数的增大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增强财政政策的效应,同时使产出发生变化。在我国,结论表明基尼系数增大的效应主要表现在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影响产出的增加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使用脉冲反应函数来检验我国的基尼系数和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模型的部分假设前提和结论。     

基于IS-LM模型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IS-LM模型的结构,再对我国IS-LM模型进行定性分析,并通过历史数据验证,得出我国IS、LM曲线均较陡峭的结论,最后拟对我国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     

中国货币内生化原因新探——基于修正的IS-LM模型的理论思考

我国货币内生性效应的增强是限制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传统的IS-LM模型由于其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假定,缺少了对于这一现象解释的微观基础。基于银行贷款和证券两种资产的不可完全替代性假设,引入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这一因素,修正了传统的IS-LM模型。通过对于修正后IS-LM模型的分析,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外汇占款以及因金融创新等因素所改变的货币流通速度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     

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本文运用IS-LM模型,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对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基本政策,文章重点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给出了几点建议,“双稳健”政策是一种谨慎的政策选择。     

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本文运用IS-LM模型,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对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基本政策,文章重点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给出了几点建议,"双稳健"政策是一种谨慎的政策选择.     

基于IS-LM模型的当前救市政策效果分析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我国政府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实施"双管齐下"的救市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包括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十项财政政策措施和连续大幅度"双率"下调的货币政策。以宏观经济学的IS-LM模型为工具,在探讨当前我国IS曲线与LM曲线形状的基础上,对上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效果分析,得出结论和建议:我国当前的救市政策短期很难取得有效效果,不但会遭遇外部时滞,而且受制于偏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甚至有可能陷入"流动偏好陷阱";要实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的,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配合使用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和就业政策,标本兼治。     

体制转型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乘数与M_2/GDP关系——基于变参数IS-LM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不断攀升,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本文尝试用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①,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变参数IS-LM模型来估计中国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并证明了中国货币政策乘数效应的不断下降是导致M2/GDP不断攀升的原因。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乘数下降的原因,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进口倾向上升、税率的提高使经济体中的漏出倾向增加,货币交易需求对收入的敏感度增加、货币投机需求对利率的敏感度增加共同作用使我国的货币政策乘数呈下降趋势。研究结论说明中国M2/GDP居于高位,并不是中国金融深化或金融体系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受体制因素的影响,通过货币政策乘数的各项参数传导,引起货币政策乘数效应下降所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原因分析

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20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分为5个周期,并且就每个周期特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同时深入分析了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最后指出,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存在着自我膨胀的特点,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控制,中国经济波动是投资和消费需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互作用的结果.     

房价与经济波动的区制转移——基于STAR系列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平滑转移自回归(STAR)系列模型定量分析了1998-2010年间我国经济波动区制转移(Regime Transition)过程及房价波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在受到外生刺激时会产生跳跃冲动,但能否出现区制转移现象取决于外生刺激的持续性,单纯依靠以往经济的表现不能充分地解释这种现象;房价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解释了经济波动中存在的动态转移过程,这表明房价波动中存在着先行信息并可用于预测未来经济走向。此外,经济波动转移过程并非不可逆转,足够的反向推动力能够扭转经济势头,这使得政策干预成为可能。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数据本身隐含信息进行内分组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来检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并进一步拓展了Armey曲线推论。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所描绘的非线性效应,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最优规模为9.32%,财政支出最优结构为1.643,并且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都在最优值两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相比而言,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的转换速度似乎更快。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需要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居民消费平滑及其结构异质性——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

正确识别中国居民消费的行为特征及其结构性差异,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和扩大内需的关键。本文基于消费-储蓄生命周期模型,揭示中国居民消费平滑的行为特征及其结构差异。模型结构参数估计以及反事实模拟表明:45岁前后是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平滑行为的转折点。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在年轻时呈递增趋势,中年之后逐渐减弱。借贷限制显著制约年轻居民的消费,但对中年以后的消费有促进作用。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强的风险厌恶,更看重当期消费。而且,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对借贷限制和收入冲击的反应都明显强于城镇居民。从消费保险角度的分析验证了结构参数分析的稳健性,城镇居民对收入冲击的保险能力明显强于农村居民。所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关键,而发展消费金融则是提升消费能力的有效途径。     

住房保障与财富效应逆转——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取非线性的平滑转换回归方法,对我国保障房供给影响财富效应的程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保障房的供给会使得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发生V型逆转,即当保障房供给处于低水平阶段时,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为负向,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增加;当保障房供给处于高水平阶段时,房地产价格具有正向的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促进消费增加。这说明存在一个保障房供给的最低门槛,只有跨越这个门槛,才能有利于发挥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进而促进消费。从对全国各省份的数据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已经跨越了保障房供给的最低门槛,而东部地区较多的省份,连续几年都低于这个门槛值。因此,应积极建立健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融资机制,合理协调好保障房与商品房用地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消费。     

政府最优收入平滑分析——对中国1953～200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平滑假说研究在跨期预算条件下,政府如何利用税收和发行货币两种方式来追求支出融通政策所产生的扭曲成本最小。文章利用中国1953年至2005年的数据,对放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假设下的收入平滑假说进行检验,以探究我国财政和货币当局在税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制定上是否符合收入平滑原理。结果显示,收入平滑假说在中国成立。     

老龄化、城镇化与我国房地产价格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的发展变化分别作为人口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是影响住房价格变动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本文运用非线性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了它们对房地产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长确实是推动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减弱这种正向影响使房价下跌,而城镇化水平的增加则会增强这种正向影响使房价出现上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城镇化过程规划及人口政策调整具有政策启示。     

中国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重新估计——基于非线性平滑转换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模型对中国农业部门1978-2005年间的生产效率进行了重新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部门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调整特征,且生产效率由高机制到低机制之间的非线性平滑转换可由指数转换函数模型描述。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国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波动幅度在88%～100%之间,估计得到的平均生产效率约为理想状态时的93.8%。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要求政府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加强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并提高农业部门劳动者素质。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是许多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谷-谷”划分法,中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本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1978年～2003年中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与“谷-谷”划分法相同的结论,同时分析了2003年中国经济是否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端这一问题,并对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释。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国内277家企业调查的数据,确定了测量中国企业家能力的四个维度:战略能力、管理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并对企业家能力差异性之根源,以及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经验数据表明: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将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其主要功能在于培育组织能力。     

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基于1993~2008年的季度数据,本文在一个包含Calvo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讨论了中国货币冲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假定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给增长实施的前提下,本文根据模型模拟和实际数据的对比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货币并非我国经济波动根源,实际产出对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反馈作用。(2)通货膨胀的顺周期性和领先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周期存在总需求拉动的特性。物价波动在中短期主要由货币供应量波动引起。(3)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效但效果有限,货币供给变动对投资的作用效力更大,对消费需求刺激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