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辉煌灿烂的杏花汾酒历史

晋商在明清时期曾称雄商界五百年，商路畅达，汇通天下，享誉中外。当时，汾州酒商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源远流长的汾酒文化与晋商文化、黄河文化一脉相承，创造了中外商业史上罕见的辉煌。     

"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明清晋商作为当时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 ,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的影响至深至远 ,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为深入研究和探讨晋商及常氏文化 ,提升理论思考 ,三晋文化研究会常氏儒商专业委员会与晋中市史志研究院、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于 2 0 0 4年 9月 2日至 6日 ,在晋中市联合举办了“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研究晋商及常氏家族的 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5 0余篇 ,集中展示了学术界有关晋商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晋商研究多年都集中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 ,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4日至26日，由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和我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的60余名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探讨了晋商在近500年恢宏历史画卷中的运行轨迹。     

商业与金融:近世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记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立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2007年8月24日—25日,由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主办,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协办的“商业与金融:近世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立揭牌仪式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史学术带头人及相关学术期刊、出版单位3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教育部、山西省宣传部和山西大学的有关领导也出席了此次盛会。一、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揭牌仪式晋商学研究所是山西大学为推进经济史学科发…     

晋商与晋商文化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是山西丰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亮     

晋商新论——《中国晋商研究》评介

张正明、孙丽萍、白雷主编的《中国晋商研究》于2006年4月出版。该书是2005年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有英国、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及大陆学者参加的晋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其中的一些文章从新视角、运用新理论研究晋商,突破了晋商研究的已有模式,标志着晋商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该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晋商的新研究。1.金融、银行史:孔祥毅著《山西商人与中国金融革命》一文,论述了山西商人在货款清偿、货币借贷、转账结算、异地资金汇划等方面为中国金融革命做出七大贡献,并中肯、有力地分析了清代中国金融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经营货币…     

百年回望:中国白酒的世界梦想——1915年汾酒问鼎巴拿万国博览会历史记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酒、酿制酒、销售酒的国家之一.中国酒类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直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汾酒一举夺下最高奖项,中国白酒才真正走向了世界. 汾酒代表中国白酒走向世界,并非偶然,这取决于其国酒之源的历史根基,与品牌化发展的先进理念.早在1875年,汾阳王姓乡绅三兄弟便在杏花村投资成立了汾酒作坊——“宝泉益”字号.1915年,“宝泉益”由三弟王协卿接手.王协卿把“宝泉益”酒坊改名为“义泉泳”,并聘请杨得龄为总管掌柜.杨得龄上任伊始,就以晋商独有的世界级远见,在中国首次提出“振兴国酒,质优价廉,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品牌口号.     

一种文化的契合与创新——晋商文化对构建和谐文化的启迪

晋商为明清时期国内商帮之首，纵横商界五百年，创造了无数的商业奇迹。晋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继承、融汇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优秀的传统伦理思想，形成了以信义为基础的晋商伦理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作为传统社会背景下自发生成的晋商文化，其基本精神和伦理规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从乔家大院看股权激励

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讲述了我国晚清时期一代晋商的代表人物乔致庸以商富民、以商兴国的人生经历,表现了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的人文精神。该剧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并以平均超过10个点的收视率及超过30％的收视份额,位居今年央视电视剧收视冠军。央视新闻联播以“看乔家大院,品中华美德”为题对其进行报道,中宣部还在北京举办了《乔家大院》研讨会。     

回眸“晋商”

首届世界晋商大会8月19日至20日在山西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晋商精英齐聚太原市,共谋家乡发展。晋商大会让关于晋商、晋商文化、晋商精神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辉煌500年神农氏时代,晋南就出现了"日中为市"的商品交换,算是最早的晋商。到明清两代,晋商进     

“柯达”与“苹果”——企业的创新哲学

"苹果"公司如日中天之时,恰是柯达公司破产之日。不同层面的创新造就了两家企业的不同命运、中国企业需要的,是宁如苹果般缺少一块却意犹未尽的创新诉求,而非柯达般"咔擦"一声间的绚烂瞬间。     

“角色冒险”与“返祖”情结

杰克·伦敦是20世纪初在世界文坛上颇具影响的一位美国作家。他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以出卖体力为生,后来逐渐成为现实主义作家。     

“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

一个长期困扰着经济学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新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都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因而这两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能使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其得到的报酬，即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决定于其技术性质，而和采用的生产方式无关，这就使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超越任何社会形式的绝对真理。本文试图说明，资本不仅代表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而且还代表着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而后者在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决定于资本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决定于资本的技术属性。     

给自主创新更多的"沃土"·"雨露"·"阳光"

3月28日,春光明媚的北京迎来了200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隆重举行,2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分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300多个奖项。我们向所有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项目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连续6年空缺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更是"花落两家",这充分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得到了喜人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各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与“道”

俗话讲：穷则思变,富而思进。“穷”与“富”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而在小同状态下产生的思想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先生指出,时势生思潮,思潮造时势。对于时势总体状态的把握是思考的结晶,称之为“思”,将这一成果转化为改造推动时势的方法与途径,称之为“道”。     

"固体废弃物"与"再生原料"概念辨析

分别就《巴塞尔公约》、日本和我国对“废物”定义进行了分析，建议将“waste”翻译为“废弃物”，用“refuse”指代“废物”或“垃圾”；明确了“再生原料”（secondary materials）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称谓——“再生原料”、“可以作为原料的废物”和“可循环资源（recyclable resources）”。根据“废弃物（waste）”的性质将其划分为“再生原料（secondary materials）”和“废物（refuse）”。对再生原料要进行回收再生循环操作，使其成为再生材料，最后流入市场；对于“废物（refuse）”，则按照环境法规，最终将其以填埋、焚烧等方式回归到自然环境中。     

对“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思考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教授的长篇文章,提出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比较研究"北京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3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继续稳步前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发展也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或启迪。     

谈谈"三新"与"四化"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在阐述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问题时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体制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这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客观现实要求的深刻反映和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规定了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巨大变迁之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认识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将是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     

“百年老店”重庆钢铁“死而复生” 宝武集团将成实控人

迁厂—亏损—重整—摘帽,近年来,百年企业重庆钢铁(601005.SH)的发展之路走得颇为坎坷。经过2017年的司法重整,重庆钢铁总算扭亏为盈,这其中,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武集团”)功不可没。重庆钢铁目前的实控人是四源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四源合投资”),其背后正是宝武集团。     

“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分野与交融

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贯穿于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论证了政府和市场走向交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