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企业应当求助于海外专业的并购法律咨询机构,并建立企业内部的法律顾问制度;中国政府应当构建和完善海外并购的国内法律环境,制定海外并购的基本法,加强对海外并购企业的保护与鼓励,放宽管制;中国政府应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对海外并购的法制进行国际协调。     

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

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屡创新高。文章利用2000~2016年481家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中国企业在84个国家完成的706笔成功交易,通过logit模型回归企业在潜在目标国间的选择,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以及二者共同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开展并购,双边投资协议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能替代东道国良好制度环境的缺失。同时,本文还按照时段和企业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国企和非国企在2014年及以后、2014年前以及2007年前的并购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也暴露出每一个阶段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从企业层面聚类到国家层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评估,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与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

近年来部分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由,修改并强化了外资审查机制,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但目前文献对相关影响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文章采用2007～2021年期间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并购的微观数据,结合2023年Danzman和Meunier构建的PRISM数据,考察东道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实证发现：(1)东道国的外资审查机制显著抑制中国海外并购规模,这一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会通过增加并购交易成本、增加并购不确定性、间接威慑三种渠道抑制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跨部门审查、低审查门槛、欧盟国家和美国以及高科技行业中,外资审查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占世界OFDI流量的比重由2008年的2.8%增长到2015年的8.7%;而且,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投资更加突出,占世界跨国并购的比重由2008年的5.4%增长到2013年的19.8%,随后下降到2015年的6.9%。那么,跨国并购和经济周期是何种关系?如何以不确定性为视角对"逆周期"并购进行理解?文章基于2000~2016年中国企业对91个国家的跨国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逆周期"特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正相关,并且在国企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逆周期"并购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双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距和双边市场增长潜力差距均与并购规模呈正相关。     

地区间制度距离是否会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影响?:基于2003～2015年“地区对”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改进后的股权投资引力模型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46个地区的两两"地区对"数据,检验了三类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地区间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主要产生负影响,但仅有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而认知距离的影响不稳健;第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负影响显著大于管制距离的负影响。因此中国在未来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中应重视制度距离的作用,短期应与自身规范距离和管制距离差异较小的国家发展股权投资,长期则逐步缩小与美欧等国在规范与管制维度上的制度差异,稳定外来股权投资。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

跨国并购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建立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文章基于1993-2017年中国对全球181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并购数据,并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最新测算的国家间政治立场指数之差的绝对值作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拉近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在更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考虑了数据删失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通过促进两国签署与生效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孔子学院的建立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友好政治关系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效应,在不同行业和资源行业并购中更大,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国家效应更大。     

制度风险与跨国并购成败:大国外交和经济“软实力”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421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制度风险对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重点研究了中国外交和经济"软实力"对制度风险与并购交易成败关系的作用机制,并讨论了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东道国制度风险与跨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可显著弱化制度风险的消极影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可受益于母国的政治影响力,但国有企业受益更多;虽然国有企业能够在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国家,凭借母国对东道国的经济威慑提高交易成功率,然而对其他制度风险因素并没有形成有效规制,母国的经济"软实力"未能成为提高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有效手段。     

中国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特点、作用及建议

中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原则下积极同世界各国建立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该历程呈现出中国政府立场随中国由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而改变、制度安排形式不断创新和制度安排条款内容不断完善三大特点。五种双边及区域制度规则比东道国单边政策制度具有更高的可信性,能够释放积极信号和有利信息,生效条款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但未来发展需政府和企业共同提高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的质量和效率。     

国有制身份对中国企业海外竞购交易成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旨在探索中国企业跨国竞购受挫的原因,特别是国有制身份是否起到阻碍作用及其在企业规模、投资国别和行业等因素的调节下对竞购结果的影响。通过对2005~2014年439例中国企业大额跨国并购案例的实证检验,文章发现虽然东道国的法律和经济制度、并购交易金额和时机等因素对竞购成功几率有显著影响,但总体而言,国有制性质因素的阻碍作用并不显著,且在企业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并购交易的达成。在发达国家以及敏感行业等特定并购情境下,国有制身份的确是降低成功几率的劣势因素,但在发展中国家则会增加成功几率。研究所得启示在于,国有企业海外竞购失败不能完全归因于所有制性质带来的歧视因素,仅凭借资金优势进行海外扩张必定遭遇坎坷,国有企业在"走出去"实践中应注重软实力的构建,通过"同构"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克服外来者劣势。     

中国汽车民企跨国并购的绩效评估和经验分析——以浙江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为例

吉利2010年对沃尔沃的跨国并购引起了广泛持续关注。运用财务指标法对吉利从2008年到2012年前后5年的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盈利能力、获现能力和发展能力5个角度共15个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评估得出吉利并购绩效优异的结论。吉利在此次并购中积累了做足战略准备、充分利用国际中介、争取政府支持、巧妙选择融资方式、尝试多样化支付手段、注重文化整合、理顺人才管理机制、优化营销模式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汽车民企今后的跨国并购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中国-东盟区域旅游一体化机制探析

现阶段,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旅游发展水平不一、各有特点,彼此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竞争性,从而表现出旅游市场分隔,旅游供给分割,双边合作多于多边合作,缺乏制度性安排的合作机制,跨多国旅游线路少、缺乏跨国旅游便利化措施,旅行社直接对接不足,缺乏国际性旅游人才,交通标准和规格存在差异,旅游通道对接障碍等制约瓶颈。为此,亟待建立信任机制、信息交互机制、旅游利益补偿和旅游行为约束机制,构建跨国旅游联盟发展机制和合法化的制度规范机制,以消除这些瓶颈制约,实现旅游发展的制度化、长期化,推动中国-东盟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投资条约的修订和完善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投资条约修订和完善是一个从基础目标到具体内容,再从具体内容到核心内容的递进细化过程。其基本目标是鼓励和促进双边投资活动,集中反映国家对待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度;具体内容是逐步推动双边投资自由化,是基本目标在投资法律制度中的细化和落实;核心内容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整个内容体系的关键,根本体现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跨国并购专利交易的税务问题

影响跨国并购中专利交易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税负考量。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专利交易所涉国内税主要为所得税、营业税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当地的专利技术需关注当地的税务问题。国际或双边协调机制对于跨国专利技术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营商环境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模型的检验

近年来,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与决策。在学界,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技术进步的关联逐渐成为热点话题,随着各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母国营商环境对二者的关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文章尝试将营商环境纳入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模型,从母国营商环境视角阐释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2004—2020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nsen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在母国营商环境的影响下,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存在"V型"关系,即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第二,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当营商环境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OFDI对技术进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临界值更大,新兴国家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第三,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替换指标和估计方法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最后进一步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进行深层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必须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增强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外商投资的制度效应与外资战略调整

对外开放30年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加,尤其近15年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投资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带动经济成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如今,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外商投资增长伴生的矛盾日益复杂,助长贸易失衡、流动性过剩,内外资企业竞争加剧、摩擦增加。展望未来,调整外资政策,在扩大开放中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波动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资本的跨国流动传导到别的国家。鉴于美国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FDI来源国,其经济的波动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在以双边贸易与投资为传导纽带,暗含汇率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长期传导机制和短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国经济的波动主要通过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途径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冲击;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更大。     

中国企业“逆周期”跨国并购研究

"新常态"经济周期中,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有何特征?从经济政策频繁波动的现实出发,如何理解跨国并购的"逆周期"成因?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企业对91个国家的跨国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下行经济周期加剧了并购规模提升;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正相关,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为更明显;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距以及市场增长潜力差距均提升了并购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