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赋能型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实现方式——以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提出“赋能型治理”,即通过深入挖掘、灵活应用治理资源,激活治理要素,激发和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内在活力和能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赋能型治理将重要治理要素赋能相应治理主体,以党建引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合力;以载体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建构;以技术运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整体效能;以治理革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高效运转,从而有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型治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彰显了基层治理的新趋势。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级组织治理机制：事权明晰和路径协同

乡村振兴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村级组织发挥其主体性的治理职能。村级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长期稳定存在的村级组织，在其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发挥作用。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乡村治理能力提升需要明确各类村级组织的治理事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效、有序的协同治理路径。村级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发挥其党政指导作用，统领乡村全域治理工作，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依托集体土地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组织载体，应当配合村民委员会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经济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实现多样态的生产经营。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基础和重要一环。村干部主要由村党组织成员和村委会委员组成,是连接国家与基层农村社会的桥梁。村干部职业化有利于村级工作规范化,但可能削弱村民自治效能,造成干群关系“悬浮化”等问题。新时代,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必须循序渐进,平衡村庄行政与群众自治的关系,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分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实施路径,以供参考。     

党建引领推动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研究——基于湛江市的实证分析

村民小组作为农村自治管理的最基本单元,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也是农村各项工作中的基层支撑力量,在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在推进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文章结合湛江市的实践,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重点从织密组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培养治理能力、健全选举制度、联动监督管理、发展集体经济六个方面探索规范村民小组运作,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干部驻村制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作用及发展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干部驻村制度作为上级政府对完善基层治理的外派力量,在建强基层党建、打好脱贫攻坚战等农村工作方面产生了巨大成效。文章系统梳理了干部驻村制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用机制,总结驻村干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治理成效与实施困境。研究得出,驻村干部在促进农村党组织自身建设、联系党群关系,激发党员活力,加强党的阵地建设等方面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然而驻村干部制度也面临着权责不匹配、支部党员流动大以及干部自身定位不明确的困境。最后提出干部驻村嵌入型治理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对接机制,规划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成效路径和应对潜在困境的参考建议。     

非政府组织视角下的村民自治问题探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村民委员会是存在时间最长、相对较完善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载体,不断推动着基层民主的发展,但由于受到制度本身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村民委员会在实践中却陷入困境。基于非政府组织视角,本文将从历史渊源、理论支撑与法律依据三个方面来探讨村民自治问题。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只有重塑其非政府组织属性,村民委员会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推动器。     

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正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相互深刻影响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还需要处理好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别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     

农村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向及其治理 ——来自粤北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公共权力日渐呈现异化的趋势。通过长期实际的考察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顺、乡村社会的无主体性以及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等是导致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四个民主”、改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乡政村治”新格局、强化村民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以及深化集体产权改革壮大集体经济等,以此实现农村公共权力的理性回归。     

探究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

随着全面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显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本文对农村基层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转变理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开展“五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完善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在功能上的融合及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治理人才队伍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     

基于文化基因的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的价值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治理,可从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基因入手,探寻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和内涵价值,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契合。云浮乡贤理事会诞生于有着宗族制度、乡规民约、礼法兼治等文化基因的转型社会,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和广泛的社会根源,其对扩大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新乡村治理制度、加强乡村管理等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应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乡贤理事会的作用,以村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礼法并用,从而推进乡村社会稳定、建设和发展。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正>中国的乡镇和村落中生活着6亿多农民群众。他们繁衍生息在怎样的治理体系中,这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村民自治要有规章制度为保障。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定村规民约,是对传统农耕社会制度遗产的扬弃和继承,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乡村基层制度安排。村民自治也要有组织为保障。任何制度不可能没有缺陷和漏洞。要防止乡村基层一些人或群体在制度变迁中利用制度的漏洞谋一己私利或寻求部门利益,就必须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有的农村基层在实践探索中提出: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加强基层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要求。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村民自治虚置、乡村文化衰弱、法治氛围未形成、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乡村文化认同感,并不断强化村民及基层组织干部的法律意识与生态意识。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村生态治理关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攻坚时期,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显著,成为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薄弱环节。现阶段,农村生态治理仍存在村民治理意识淡薄、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欠缺、资金匮乏、制度法规有待完善等困境。针对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从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地方干部治理能力的强化、加大资金的投入、制度法规的健全4个维度寻找有效治理路径,寻求显著、可持续的治理成果,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良好条件、奠定坚实基础,建设美丽乡村。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1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国家“十四五”建设新征程之际,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是落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政治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村民委员会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效能提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