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建构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治理机构形骸化、法人章程形式化、治理方向集体化和市场化以及成员股东治理专业水平低与非成员股东治理缺位的矛盾。基于公共池塘治理理论,分析集体行动的新制度供给、相互监督与可信承诺三大难题,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困境分析框架。通过对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考察,发现问题的根源,并据此建立实际运行有效的动态内部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土地细碎化的自主治理机制——基于山东省W县的案例研究

土地细碎化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本文以山东省W县的田野调研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土地细碎化的自主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土地细碎化的治理需要对承包户与细碎地块的对应关系做出调整,这本质是对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重新整合的过程。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单位的村民小组通过协商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调整细碎地块,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利用。土地细碎化的自主治理实际上是农民按照村民自治原则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因此,在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国家应该赋予农民集体在法律政策范围内自主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权利。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研究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正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相互深刻影响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还需要处理好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别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     

村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集体行动选择——关于河北东村水库和放牧管理的对比分析

本文立足于东村社区,以水库堵塞前后的矛盾与无序对比放牧所实现的低成本共管模式为例分析村民在集体行动中的不同选择,抽离出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规律,揭示村民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心理距离如何使同一小集团在不同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做出不同的选择。     

非市场交易：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集体行动的再解释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经验事实表明,人们在很多场合可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本文以乡村广泛存在的"治丧理事会"为例,提出"非市场交易"的概念,试图把人类社会的交易类型区分为市场交易和非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以及个体或群体社会协同的动力机制,非市场交易则是小型群体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力机制的核心。并通过非市场交易这一概念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中难以被西方社会理解的"关系"和"面子"等文化因素与集体行动相互耦合、相互强化的复杂关系,从而为乡村社会中生衍不息的集体行动探索经济动力,并以此作为钥匙打开乡村社会公共事务治理集体行动的黑箱,并用之剖析"乡村社会群聚族聚,共生共荣的"社会关系成因。     

何以破解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金丰公社的案例分析

农业技术与知识的准公共性,容易诱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以金丰公社为例,分析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对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影响,探索治理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与关系导向的伙伴选择有利于规避成员搭便车行为,促进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的获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以约束与激励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实现合作网络的自组织管理;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机制在集体行动中存在交互影响,有利于破解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在推广组织合作过程中,需要结合资源、能力与业绩等市场特征,考虑认同、信任与声誉等社会关系选择合作伙伴,并利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加强关系治理,从而构建互利互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路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日益成为焦点。现阶段农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农民治理意愿不强,不愿参加公共事务;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乡村振兴的载体,已失去应有之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滞后,无法与农民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此时,在法治化的基础上强化农民治理意愿、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和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就成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研究

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既是保障村民群众合法生态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本研究通过对浙北荻港村环境治理的案例考察发现,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是以广泛的社会资本为基础,以农村精英为组织领导核心,以健全内部运行机制为支撑,以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为关键,以多元组织力量发挥为保障。尽管如此,在治理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如何平衡"公民参与"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张力、如何实现"地方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融合、如何增强"外部支持"与"内生力量"之间的互动、如何平衡"生产规模"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未来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总结提升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绩效的对策建议。     

自主治理：一种中国农地细碎化治理模式

研究目的:运用自主治理理论对中国农地细碎化治理实践进行实证分析,为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提供一种新模式,揭示中国克服农地细碎化问题的制度优势。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和归纳法。研究结果:(1)自主治理是一种有效克服农地细碎化问题的模式,侧重于解决小农户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有效推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2)农地细碎化治理也是公共事务治理,其理论基础是自主治理理论。(3)农地细碎化自主治理模式采取"农民主体、村社主导、政府引导"的组织化路径,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机制和违约机制,建立在集体土地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研究结论:自主治理模式能有效阐释农地细碎化治理实践,也可以揭示中国克服农地细碎化问题的独特效果,还为土地资源利用和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借鉴价值和理论指导。     

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下的乡村治理机制探索——基于成都市的观察与思考

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导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诸多层面带来了重大改变,变迁的社会结构与旧有的乡村治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因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增多而被不断放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都积极探索乡村基础治理机制的创新,通过村民议事会的创设以期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机制化和制度化.同时,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覆盖,促进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但是“成都模式”仍然面临宏观管理体制与乡村自治的错位、社区治理的内部制度缺失和多元化治理主体构建的基础较弱的治理困境.破解这些难题,需提高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内部生成机制,强化政府公共品投入的杠杆作用和增强村民的参与能力.     

集体行动视角下纯农社区的乡村治理逻辑——基于鲁北地区S村的个案观察

自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贯制度特征;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分析乡村治理过程的有效线索。通过对S村灌溉、复耕、修路和规模种植等集体行动事件的"深描",以实现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场景化解读;同时,对案例的反思和案例间的对比,发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理。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的交互影响来看,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包括选择性作为、双重性效应、权宜性嵌套和带头人依赖等四方面内容,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乡村治理逻辑。     

中国村民的公共参与——南街、向高、方家泉三村的考察分析

中国村民的公共参与——南街、向高、方家泉三村的考察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农研中心项继权乡村治理过程是乡村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众行为的组织、管理与调控的过程,也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及影响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村民公共参与的范围与程度反映乡村民主化的程度。８...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与规制路径——以重庆市潼南县为例

经过对作为改造小农户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调查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内部侵权、内部控制无效或形式化、信息监督与薪酬激励控制失衡等问题,原因是内部治理与规制存在缺陷,导致难以实现内部成员权益平等和内部秩序有效,成为农民成员增收的障碍。保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可持续成长,最终实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共同富裕,完善内部治理规制成为必然。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探讨

研究目的：以集体行动困境为切入点，探索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以期为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理论指导。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研究结果：（1）单一治理模式容易造成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亟需多中心治理体系支撑，包括关键要素、治理机制和角色定位；（2）多中心治理的关键要素包括清晰界定边界、资源禀赋适配、市场自由、嵌套式治理与发展、监督与制裁、冲突解决和共建共治共享；（3）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是关键要素长久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多中心治理的重要机制；（4）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村民作为核心利益者，应当根据自身的利益目标承担相应的角色职责，找准角色定位。研究结论：随着乡村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和重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尤其重要。建议建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担当集体和自发村民”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以实现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乡村所承担的治理责任与其拥有的资源之间不相匹配,一些乡村出现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事务治理弱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村庄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如何有效地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在乡村治理的视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