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最近几年,我国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房价持续上涨,远超过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本文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需求以及市场秩序三个方面来寻求答案。引起房价上涨的需求被分为正常需求和非正常需求(包括投资和投机需求,被动需求和非理性需求)。而土地供应和房屋供给结构是引致供需失衡的两大因素。不规范的房产市场秩序则助推了房价上涨。最后,针对这些因素本文提出了抑制房价的政策建议。     

减税降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我国2018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存在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企业持续加强创新投入,稳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引导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结构性特点,不同行业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别。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推行后重点支持行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于非重点行业有显著提升;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税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从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来看,其对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效果更好。     

推进城镇化、降低房价与房地产去库存——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分析

推进城镇化和降低房价被认为是当前我国房地产去库存的主要措施。利用2001—2013年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推进城镇化和降低房价对房地产去库存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讲,推进城镇化和降低房价确实能够有效消化当前我国过剩的房地产库存;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作用明显但降低房价的作用有限,中西部地区降低房价的作用显著而推进城镇化的作用有限;此外,提高人均收入对房地产去库存也具有积极影响,而地方财政收入越高、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越大。因此,房地产去库存应因地制宜,要根据各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实现精准调控。     

房地产税改革、房价变动与宏观经济效应——基于江苏省CGE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研究了房地产税改革对江苏省房价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交易税税率上升提高了房价,但降低了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GDP,房地产保有税税率上升降低了房价和居民企业收入,但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而提高了GDP。研究还表明,房地产保有税对房价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大。为了增加宏观调控手段,完善财产税制,规范地方政府收入,房地产税改革应提高房地产保有税比重,降低房地产交易税比重。     

城市化、收入差距与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住房供求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市化、收入差距对区域房价的影响机制,同时利用1999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率对房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化率的提高推高了房价;收入差距对房价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推动了房价的进一步上涨;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差距对房价的正向作用程度加大,在城市化率高的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与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兼论房价增长与消费波动

我国居民收入、房地产价格、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根据Panel Data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比较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消费行为所表现出的差异,说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对消费具有正向的财富效应,生产性消费对居民的消费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居民消费目前还受到较强的流动性约束。     

基于企业价值视角的“营改增”政策效应研究——兼析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和控制权性质的影响

“营改增”改革的目标在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进而最大化企业价值。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税改后增值税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治理环境会影响“营改增”的政策效应,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两权分离度越小、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的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敏感性强于国有企业,“营改增”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及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为强化税收政策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政府应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各地区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以优化宏观治理环境,企业也要不断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结构。     

国外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研究——兼论中国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的协调北大核心CSSCI

采用1990~2014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国外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制度和策略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实证研究,同时纳入中国外资政策和贸易政策因素的影响,讨论中国在政策协调方面的作用和应对途径。研究结论表明,当中国的产品对国外市场形成较高的进口渗透时,会明显招致该国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当中国成为国外依赖的重要出口市场时,则会导致该国显著降低对华实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印度、欧盟、巴西等国会让中国遭受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当中国对外实施反倾销调查作为贸易政策无法有效遏制国外对华反倾销时,通过调整外资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抑制国外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     

国外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研究——兼论中国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的协调北大核心CSSCI

采用1990~2014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国外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制度和策略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实证研究,同时纳入中国外资政策和贸易政策因素的影响,讨论中国在政策协调方面的作用和应对途径。研究结论表明,当中国的产品对国外市场形成较高的进口渗透时,会明显招致该国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当中国成为国外依赖的重要出口市场时,则会导致该国显著降低对华实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印度、欧盟、巴西等国会让中国遭受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当中国对外实施反倾销调查作为贸易政策无法有效遏制国外对华反倾销时,通过调整外资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抑制国外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