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主体缺位

农村改革经过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1978—1984年)后,逐渐步入了一个动因减弱、踌躇不前的阶段(1985年至今),远远滞后于其它体制改革。造成农村改革迟滞延宕、步履维艰的关键是改革主体缺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对改革主体提出了持久的创新要求,但是当农业改革发展到大跨度、高层次、纵深化,从"体制外"向"体制内",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时,尤其是在进入以旧体制的核心部分为对象的攻坚阶段时,改革的主体却萎缩了。农民由改革主体地位转为被改革、被支配的地位     

简政放权、职业选择与人才配置

文章构建的职业选择模型显示,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在提高体制外职位预期回报的同时,也降低了体制内职位的预期回报,这将促使个体更偏好在体制外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体制内部门的就业规模。使用CGSS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这在使用不同出生队列样本的回归中均成立,且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降低了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只是对体制内就业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增长。     

体制内维权还是体制外抗争?——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单群体演化博弈理论,文章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的群体扩散机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冲突变异行为的群体演化存在"体制内维权"与"体制外抗争"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而演化趋势的方向取决于初始状态中"体制外抗争"群体在总体中的比例。"体制外抗争"作为新时代的一种稳定策略均衡,仅凭"惩罚式"抑制将难以达到最终的制度均衡,设法提高"体制内维权"策略的个体收益支付以及群体收益支付总和,才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劳资关系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必须发挥政府的管理导向作用,在制度设计上设法提高体制内行为的收益,从而改变博弈参与人的预期,使其体制内行为比例超过一定的社会阈值,进而实现劳资关系向新的稳定均衡演化。     

世界转型经济绩效差异的比较制度分析

制度是参与人的博弈均衡 ,具有互补性和连锁效应 ,比较分析表明制度供求是否相对均衡决定了转型经济的绩效 ,而制度供求取决于参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中国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市场化后私有化的渐进式改革 ,避免了制度转换危机 ,节约了制度实施成本。而前苏东国家大爆炸式改革造成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地缘政治、产权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影响其经济绩效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陷阱研究

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无效制度安排长期存在的制度陷阱,从而使许多转型国家陷入一种持续的秩序分裂与经济衰退状态。能否成功跨越制度陷阱将直接影响到转型国家能否建立起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陷阱的形成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社会利益结构、转型战略选择以及政府行为具有密切关联。经验表明,转型国家需要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审慎的转型战略选择来循序渐进地推动制度改革,从而成功跨越制度陷阱,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

演化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它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演化过程,在研究中,注重变革、学习、创造,寻求是什么破坏了均衡而使经济发生了变化,并最终导致企业变革.从演化经济学给我们的启示,来看中国企业改革的思路和应选择的路径.一是要重视惯例的影响,在竞争过程中搜寻新的知识和新的企业能力的发展;二是要重视创新系统的学习过程,重视知识新奇性和创造性的作用;三是注重制度安排,企业发展依赖制度和环境,重视制度对技术变迁和创新的影响作用.     

身份组织、大学竞争与教师资源配置

大学首先是一个身份组织,组织内成员的效用严格依赖于其他成员的研究水平。随着组织内部决策制定程序的不同,大学间对候选人的竞争也将产生不同的配置效应:最优秀的候选人将选择加入最优秀的学术机构;次优秀的候选人尽管可以加入一流学术机构,但最终选择加入二流学术机构,并且获得比最优秀候选人更高的货币报酬;如果学术机构的内部决策程序从基于共识转为行政主导,则会导致候选人的过度进入或限制,使社会福利受损。     

政府竞争模式与财政体制设计逻辑

政府间纵向协调是横向竞争的"剩余",财政体制运行的效率取决于政府间横向竞争和纵向协调的合理搭配.行政、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在不同的经济生态下会通过政府间竞争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政府间财权、财力、事权的策略性配置能够推进政府职能转型,而策略的选择则与职能转型的过程、阶段以及社会偏好的可辨识性、异质性程度密切相关.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行为外部性的法治规则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矫正政府行为外部性与突显所有人职能并进的过程。然而，2003年颁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却有着向政企不分的传统体制回归的意味；在国资监管中，已经出现了以国资委行使所有人权利为形式，实则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的外部性。终极委托人缺位情形下的政资不分，代理人权利(力)和责任的非对称安排、时代理人没有任何制衡的“全职能”的制度设计是引发国资监管行为外部性的制度根源，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借鉴公司治理的理念和结构，设计一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真正体现全民所有人利益，控制资产控制的制度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创新的方向。     

解构建筑业国企改革进程的新视角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为两个时间上连贯的转化系统,两个体制重心(质点)跃迁中内在重心不一致导致了建筑业国企改革受阻.两个体制外的力量融合性不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并提出体制"代沟"的假设,给出发展原生型经济体制来弥补两种体制间隙的建议.     

外部诱因和制度变迁: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解释

本文从外部诱因的角度研究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在系统地比较分析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变革的基础上，解释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和机制，揭示在多样的制度安排背后的食品安全监管变革的趋同性；并在系统分析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系统性改革的建议，这对于我国未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台湾“国营企业”改革的最新进展

(一)背景 台湾“国营企业”改革历程,如果按照体制内和体制外加以划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两个时期:(1)从6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80年代前期,台湾当局为了提高“国营企业”经营效益,着重从体制内进行改革。1965年李国鼎任“经济部长”时,针对当时“国营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曾建议把“国营事业委员会”改组为“国营事业企业化委员会”,两年内完成“国营事业”企业化经营,结果没有成功,后仍然复为“国营事业委员会”。从1970年至1984年,“经济部国营会”曾陆续推出21种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革新方案,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提高了经营绩效,但公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仍无法与民营企业相比。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两个突破

在二十年来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路子，收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良好效果，其特征之一是以体制外改革为主。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表明，体制外改革的余地已经不大，必须实质性地推进体制内改革。按照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规定，在 20世纪末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但现在看来，这一点也没有能够实现。 21世纪还要加紧开拓，因为时间拖得越久，体制内部的张力就会越大”。在进入 21世纪的现阶段，我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主要以实现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及政府改革实质性突破两个方面为重点，解…     

论过渡性制度安排

过渡性制度安排是指内在不稳定的、具有尝试性和特定演化方向的制度安排,具体可以分为搜寻型、目标型、阶段型和策略型4种类型.从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政府主导下的公共选择,因此转型研究应当围绕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即改革的策略选择这一主线来展开.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作为降低改革成本、减小阻力的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被决策者所采用的.转型在本质上是由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调整过程,改革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风险控制策略是过渡性制度安排产生的主观原因,转型过程中权利结构的非均衡则是更深层次的客观原因.只有以效率为导向的生产型改革才能推动过渡性制度安排向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持续不断地演进.     

中国事业体制变革——社会变迁的视角

从社会体制变迁角度解析我国事业体制变革的深刻历史动因,可以看出中国事业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必须以相关社会改革作为条件,以政府改革作为前提.其中,以非营利组织发育为特征的整个社会自治能力的成熟则是事业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一个关键条件.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在于其主要矛盾更多地涉及到宏观改革,因此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客观需求出发,推进公共服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浅议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及原因

随着中国以财政改革为起始和主要内容的分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进一步凸显.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相对独立的组织,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相互之间必然展开竞争,这种竞争的积极效应表现在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加快了制度创新的步伐;促进了公共物品结构的优化等.然而由于中国正处在转轨时期,经济和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不良竞争行为大量存在.产生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有:财政制体制的缺陷、政绩考核的偏颇、产权制度的疏漏等.     

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春秋时期国际体系内大国试图继承西周大一统体系的部分合作规范来建立国际制度,但所建立的国际制度出现了公共物品不足、制度维持成本过高、成员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成员间矛盾不断加剧、合作规范退化等现象。这是因为制度内大国为争夺制度领导权而激烈竞争,又由于制度安排、大国间竞争结构、领导权争夺的零和性质等因素的作用,竞争者选择了违背合作规范的恶性竞争方式,并因此导致了合作制度崩溃与规范退化。国际体系也随之从春秋时期相对有秩序、有规范的状态向战国时期霍布斯状态转化。国际制度的建立有时不仅意味着参与各方总体收益的增加,国际制度还承载着其他重要的社会性利益,比如制度内的领导地位等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竞争可能导致制度的瓦解。这是某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观点所容易忽视的内容。春秋时期国际制度内恶性竞争的现象反映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大国具有较高身份认同、内化了相同的合作规范、拥有较高的制度内地位,仍然可能为了制度领导权而竞争。     

我国政府预算监督制衡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的政府预算改革从最初的技术引入过程逐渐过渡到制度完善阶段,这是一个必然的路径选择。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预算监督制衡机制的模式选择并无先例可循,因此,需要关注改革实践进行案例研究。文章首先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然后通过一个实际案例的剖析,阐述现有体制环境下多层次预算监督制衡机制的框架与具体内涵,认为在一级政府内部应建立完善包括人大、政府决策层、政府部门之间、财政部门内部以及体制外等五个层次的预算权力制衡体系。     

FTA、联盟外部性与多哈困境

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使得谈判主体达成一致协议的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利益成员在多哈回合不能实质突破的情况下会积极寻求体制外的有效安排。自由贸易协定自然导致联盟外部性,领导国对多边谈判议价和序列谈判议价的选择取决于跟随国存在正或负的联盟外部性。现实情况表明美国更倾向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而客观形成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阻碍作用。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建设起步较晚,应积极推动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贸易磋商与谈判,以加强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