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实施精准扶贫

西乡县高度重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贫困问题,把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的脱贫工作纳入全县的整体脱贫工作中,为切实帮助全县1950户,2785人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摆脱贫困,该县结合实际制定方案,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其他专项救助为补充,通过低保兜底一批,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支持一批,就业培训一批,住房保障一批,教育资助一批,确保到2018年前与全县农村精准扶贫对象同步脱贫,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上海市城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居住状况及改善策略

“低收入”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是根据社会其他成员生活水平来确定一个相对贫困线,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的家庭就是低收入家庭。在低收入家庭中最贫困的一部分,又被称为“最低收入家庭”。在我国,通常是指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家庭。200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人均300元/月,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约占上海市城镇家庭的3%。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杨浦区低保家庭居住状况的现状调查结果分析,把握上海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居住现状,进而探讨改善最低收入家庭居住困难的城市公共政策。一、现状调查与分析(一)调查方…     

关注城市贫困 促进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的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要想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问题不容忽视。本文试从城市贫困的现状、成因,以及缓解城市贫困的对策等方面加以论述。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城市贫困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文章从城市贫困概念的界定入手,分别从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层面分析了贫困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试图为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参考。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有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推进城市贫困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利用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低保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家庭资本积累与提升城市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条途径发挥减贫效应。未来应当在建立全国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政策地方落实以及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方面提高低保政策的有效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治理——基于能力与权利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城市却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贫困群体,这一群体的数量和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能力和权利双缺失。能力缺失表现在就业或再就业能力、发展能力和维权能力的缺失;权利缺失表现在城市贫困人口能享受到的权利供给不足、现有权利的分享机制不公平,以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规章制度执行不力等方面。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应该从能力补偿和权利还原两个方面来进行,既要针对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有利于弥补其能力不足的优惠和倾斜政策,又要构建一个能够使贫困群体分享各种权利的公平的社会环境。     

国内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本文从城市贫困的界定、城市贫困的特征、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城市贫困的解决措施等方面 ,论述了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现状。     

城市贫困界定及反贫困对策

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居民生活陷入窘迫,成为城市贫困群体。如何有针对性地实施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对策,走出一条城市反贫困的新路子,使这一群体早日摆脱困境,已经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城市贫困的界定及其规模 “贫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经常用语,其基本含义是指持续的、较长时期的生活困难,或生活水平低下。国际上流行的对     

基于英美国家实践的中国内城贫困问题化解思路

内城贫困问题是欧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现象和重要内容。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中村、低洼棚户区以及内城现象在中国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内城贫困问题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和质量。对内城贫困及其涵义的多视角解读表明,内城贫困在不同国家表现基本相似,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经济转型和人才需求变化、实施分散控制政策产生的遗留问题、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城市社区体系解体、大量移民的涌入。英美国家对此问题的解决主要集中在更新基础设施和建设新城、提升人口素质和教育质量、设立组织机构和提供资金支持、实施福利政策和反贫困项目、推动社区建设、推行绅士化运动等。根据西方国家处理内城问题的实践经验,化解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内城贫困问题可以从实施就业促进、保证教育公平、开展社区建设、注重物质更新、合理规划绅士化运动等方面着手。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城市新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城市新贫困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型贫困,具有经济和社会"体制性"特征,属于再生性与被动性贫困,本质上属于失业型贫困。城市新贫困人口既具有生活状态差、收入水平低等传统贫困的特征,又有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化、家庭负担重、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固定资产、居住高度集中封     

低收入家庭食品涨价之痛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为改善城镇低收入家庭生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低保标准和失业保障金标准，推出廉租房等，这时缓解城镇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低收入家庭就业比重低、负担系数高。收入低且不稳定，尤其是2007年以来物价的上涨，更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     

新城市贫困、就业扩张与城市产业集群成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热点。城市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城市资源空间整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即获取了相关的网络资源及良好的城市管理环境,又为缓解新城市贫困问题所带来的城市就业压力提供了可能,促进了我国城市就业与城市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稳步发展。     

公共支出视阈的中国城市减贫效应分析

在理论上,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是解决城市贫困的两大路径。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根本方式,公共支出追求直接的减贫目标。我国1997～2009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公共支出增长率与城市贫困发生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减贫效应为负,其中,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贡献各不相同;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减贫效应。因此,必须...     

城市绅士化进程中的公民住宅权保障

城市绅士化带来的住区隔离和贫困集中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外来人员和低收入市民群体实现住宅权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看,绅士化现象是政府住宅与城市规划相关法律及政策实施的结果。针对城市绅士化过程中涌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其对低收入居民住宅权的负面影响,应树立住宅权保障的理念,防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对公民住宅权的侵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政府保障公民住宅权的责权,在普遍、和谐和包容的城市绅士化进程中保障和促进各个阶层公民住宅权的实现。     

基于脆弱性上升的中国城镇贫困现象解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大,城镇贫困问题凸显,这种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根源于体制转型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脆弱性不断提高。脆弱性不同于贫困,脆弱性指的是陷入贫困或者陷入更深贫困的可能性或者概率,它包括风险冲击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个方面。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风险冲击的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和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导致的抵御风险能力的下降,是低收入人群脆弱性提高的原因。预防贫困的发生是成本最低的反贫困政策,降低脆弱性着眼于防治贫困的发生,可以有效地克服贫困陷阱带来的困扰,有力地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城市里有多少穷人

显然，与乡村中数百万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人相比．城市贫民只是相对贫困但是．由于他们生活所在的特殊地域，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或将起到特别的影响。而中国最重要的扶贫机构，似乎都没有把他们纳入其中。     

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城乡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并进行分解，明确影响城乡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研究方法:将2002～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观察值与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结合测度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并将测得指数分解为四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相对贫困指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且城乡相对贫困指数有上升趋势，城乡弱相对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分解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对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和弱相对贫困指数变动起负向作用，贫困标准效应对城乡两种指数变动起正向作用。分配效应与城乡两种指数的变动一致，人口效应对城镇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正，对农村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负。研究创新:将影响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扩展至人口效应和贫困标准效应，认为影响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有增长效应、贫困标准效应、分配效应和人口效应四种。研究价值:为城乡相对贫困的测算与分解提供新的思路，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依据。     

当前城市贫困问题特征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日趋复杂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特征。城市贫困呈现出被动性和代际传递特征,阶层性和行业性特征,区域化和社区化特征等。城市反贫困斗争面临新的挑战。城市反贫困斗争应确立长期的反贫困行动目标和工作思路,注重社会政策建设,完善社会工作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救助体系和多元反贫困机制,增强城市反贫困斗争的成效。     

城市中国，一个新的“乌托邦”

“由国家组织贫困农民兴建大型新城市，用30年时间使中国15亿人中的5亿人生活在新的大都会。5亿生活在已民用工业的大都会，4亿生活在中小城市，1亿生活在乡村，届时，‘乡村中国’将被彻底改造‘城市中国’。[编者按]     

人力资源开发与城市反贫困

现阶段的城市贫困是"失业贫困",其根源在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匮乏和就业机会丧失。现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但救助水平偏低、自救功能弱,反贫困效果不佳。因此,必须加强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其人力资本含量,从根本上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自救",最终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