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社会保障何以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土地流转视角

我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减速阶段,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关系着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而夯实定居基础、分摊定居成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土地流转视角,文章运用2019年安徽省7个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对城镇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土地流转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正向显著,土地流转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即土地所承担的养老保障和流转使用权所获的财产收益,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权益缺位,进而出现定居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等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广州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意愿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地的选择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文对广州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意愿进行调查研究。基于对广州市103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交叉描述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工资水平、职业类型、文化程度和来源地对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地的选择具有很大影响。     

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7个城市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教育期望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教育期望与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后,子女教育期望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排斥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弱化作用。子女教育期望是维系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既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也要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教育资源提供通道,从而有效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本文还发现,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回乡建房的事件史分析——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

本文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民工回乡建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回乡建房的总体发生概率为46.91%。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生存时间"里回乡建房概率比老一代农民工家庭高,被视为是"逆城市化"的行为或已在我国悄然发生。而建房前家庭外出人口占比越高,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就越低,因此鼓励举家迁移更有利于农民工优化城乡住房配置。城市失业风险越大,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也越大,反映出农村住房是农民工应对风险的保障。而"建材下乡"补贴的建房鼓励政策对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解决农民工城乡住房矛盾,建议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满足农民工基本的建房用地需求,引导农民工依法合理适度建房。     

三峡库区返乡农民工家庭城镇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作者利用对三峡库区的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探究返乡农民工家庭进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家庭比其他家庭更愿意进入城镇定居;人力资本在返乡农民工家庭进城镇定居的选择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进城镇定居意愿;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主观认知的作用机制比较复杂,其通过家庭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发挥着其对进城镇定居意愿的正向影响力。     

基于流动视角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模式探究

我国当前实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基本上处于保障范围之外,加之学界对流动农民工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界定,因而还没有建立起针对性强的面向流动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管理模式,以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索,以期在分析流动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流动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重构策略。     

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基于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有效性研究

在经过多年的渐进式的、诱导式的制度变迁以及我国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希望在城里定居的背景环境下,本文认为在制度供给许可和农民工有着强烈需求的情况下,可从城市、农村、农民和政府等多个维度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迁移的有效性,使已经迁移出去的、目前采取"候鸟式"迁移的农民工适时市民化.这对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安徽省若干村落农村人口流动时空路径及定居意愿分析

[目的]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城镇化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其定居地点的选择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方法]文章以安徽省3个典型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6个不同类型的村庄和54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Arcgis三维可视化和SPSS回归分析研究了安徽省农村人口流动的时空路径及定居意愿。[结果](1)安徽省农村人口的流动模式已形成较显著的差异性,皖北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动属于逐步稳定型,空间选择集中于周边大城市,但分散性显著;(2)皖中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动属于稳定型,空间选择形成合肥市和长三角2个中心聚集区;(3)皖南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动属于逐步开拓型,空间选择以省外为主,集中于上海市、浙江等区域,近年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结论]安徽省农村人口定居意愿选择依次是村庄、县城(城市)、省会城市、乡镇和省外城市,影响农村人口定居意愿的因素为年龄、子女上学地点、村庄产业类型、村庄设施配套、村庄景观风貌。建议加强县城(城市)、乡镇的城镇化建设,承载农村人口的就业、教育、医疗等需求,县城(城市)、乡镇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健康快速发展的紧要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在人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力量,他们的居留意愿成为决定新型城镇化的现在与未来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意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在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提前下,运用随机森林模型,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等4个方面中的24个因素实证分析影响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特征和因素。[结果]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最显著的要素依次是从事职业类型、在城市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因素、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是否享受城镇住房公积金。[结论]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教育、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等解决问题的措施。     

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

农民工永久迁移决策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方言作为地域文化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本文以落户意愿作为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以定居意愿作为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研究发现,方言距离无论对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还是对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方言距离通过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4个层面的社会融入,降低其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表明,随着学历增加,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弱;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方言距离主要影响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推动就近就地城镇化可以避免方言距离在农民工永久迁移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     

农民工流动与公共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村市场化进程的视角

本文着眼于农民工流动与公共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阶层变动的一个视角。本文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将会增加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公共信任,随着这种公共信任的不断增强,农民工流动会逐步减少并将维持在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而且,公共信任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     

代际视角下进城女性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目的]基于对成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探究代际视角下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山区劳动力转移及促进山区人口市民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调查成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有6岁以下小孩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留城有负向影响,但有6岁以下小孩对老一代农民工留城有正向影响。[结论]对女性农民工整体而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留城意愿增长趋势越显著;有融入城市信心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县镇定居选择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五县镇农民工抽样调查

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辽宁省五县镇农民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工在县镇务工时的邻居类型对其县镇定居决策存在直接影响,与市民混居的农民工未来定居县镇的概率最高;同时邻居类型还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提升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县镇定居决策,与同乡聚居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水平高于与市民混居农民工,而人力资本提升越大,农民工选择县镇永久定居的概率越高,从而人力资本提升作为中介变量减弱了与市民混居的农民工在县镇定居的概率。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工留城意愿：代际差异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研究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政府公共住房保障等公共政策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缴存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提供公共住房保障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均具有显著地提升作用。此外,这三类公共服务对于留城意愿的影响在代际间和不同收入水平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更强,公共服务服务对于其留城意愿的影响也更显著。     

从再次流动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水平、向下抑或向上——基于主动流动方式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职业的流动特征及相应的经济效应对于深入考察进城农民如何通过职业流动积累并逐步提升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关重要。本文以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拓展的明瑟方程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以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收入水平与上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其职业流动方向(向上、水平与向下),进而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年龄、职业流动次数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负相关;相对于被动流动,采取主动流动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实现向上流动;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呈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态势,而从事服务业的呈现职业向下流动的态势,其原因很可能是其工资水平没有改变抑或下降,但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得到了改善。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流动:一个制度分析视角

具有规模较大中下层是我国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现实。如何提升农民工阶层资源获得能力并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是改变我国社会结构下层过大和促进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本文以城乡二元制度为基本背景,以资源为分析维度,实证分析农民工阶层在资源分配以及向上流动中受到的制度性影响,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其收入水平,并为其向中间阶层流动打通上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