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的地理结构及演进规律：虹吸还是辐射——基于城市群的研究视角

金融的集聚与扩散受到各类产业牵引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城市群中呈现独有的规律。基于273个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发现,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信贷资源产生近距离虹吸作用,但对外围的直接融资产生近距离辐射作用;中心城市对全国范围城市的直接融资资源产生远距离虹吸作用;信贷资源随着城市群发展阶段演进依次呈现中心对外围的“虹吸-辐射-饱和-衰退”效应,而直接融资则一直呈现出中心向外围的辐射效应;中心城市的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虹吸作用,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群功能分工则会增加中心城市金融辐射能力。     

欧洲城市发展格局对构建新时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启示

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欧洲已经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群网化的城市体系,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是决定欧洲城市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中国应通过构建多中心、多层次、群网化的城市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应用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空间成本,进而促进城市体系的网络化;打造一批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优化城市体系的层次格局;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建设产业体系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强、金融服务发达的中心城市;塑造城市间链网化分工体系,推动多中心、多层次、群网化城市体系的形成。     

滇中城市群与北部湾城市群比较分析——基于城市流视角的城市群发展研究

对云南滇中城市群和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昆明和南宁的城市流强度在各自的区域内都是最大的,城市的外向功能明显,能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但昆明对其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和带动的能力比南宁更强;同时,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而北部湾城市群则存在城市发展差距太小的问题。应根据各自特点进一步强化两城市群的城市流,促进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     

自由贸易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效应——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经验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均衡,2013年首次建设自贸区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如何将成功的经验复制到不同的区域推动 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来考虑自贸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利用双重差分法,对比 自贸区政策实施前后的影响,分析在不同区域条件,辐射效应的程度异同。     

基于识别度与传播能力的品牌竞争力评价

品牌识别度与品牌传播能力两项指标,表现了品牌和消费者心理、行为之间的互动、多变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构建了品牌识别度与品牌传播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来计算影响品牌识别度与传播能力的指标的权重,再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进行具体评价,并借助于德尔菲打分法,设计了一个基于品牌识别度与品牌传播能力的品牌竞争力二维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以"苏宁电器"为例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     

工业化、全球化与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的演化与发展

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需从优化全国各个城市群空间格局入手.单中心和多中心是城市群的两种基本形态,其中多中心城市群符合国家提倡"大扩散、小集聚"的区域发展思路,代表了城市群的世界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中国所有城市群均具备发展多中心的条件.在辨析城市群效率机制的基础上,将工业化作为推动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化的基本动力,...     

基于引力模型的长三角城市会展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

随着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会展经济进一步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长三角区域联动是一个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会展经济如何联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会展经济的概念入手,列出了会展经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透过对长三角城市会展经济的现状、会展经济中心城市的划分以及会展经济中心城市的可达性分析,构建了会展城市间的引力模型,用以对长三角城市会展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通过对长三角城市会展经济联动的困局把脉,提出了长三角城市会展经济联动的对策。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6-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更有利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U型"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这反映出城市体系结构失调对工业碳排放降低的制约作用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缓解,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城市体系结构优化来促进减排。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我国中心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研究——基于26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我国26个省会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的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人口、面积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其气候适宜度及绿化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消费潜力、劳动力需求、城市集中度及城市污染呈上升趋势.可见,我国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是以宜居程度下降为代价的,同时也产生了拥挤效应.应采取更科学的规划和设计,走宜居型城市发展道路,使中国城市在适宜的人口与面积规模下实现集约化的经济增长.     

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城市群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多中心空间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04—2019年我国五大城市群为样本,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群内部多中心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多中心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城市群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空间溢出效应。建议各城市群提高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空间外溢效应,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企业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环境、资源与能力的整合分析

现有主流企业竞争力理论分别围绕环境、资源及能力等因素来研究企业竞争力问题,结果往往失之偏颇。实际上,作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续发展状况的综合体现,企业竞争力是一个基于企业资源、能力与环境因素的整合性概念,它既来源于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因素,又来源于外部环境因素,是三的综合效应。只有从资源、能力与环境三整合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才能真正把握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和源泉,也才能真正有效地构建起企业竞争力。     

市场集中度、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战略公司金融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决策会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向如何没有定论。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当市场集中度超过一定水平时,财务杠杆比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正相关;当企业资产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财务杠杆比率也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正相关。上市公司根据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自身规模进行适当的资本结构决策,可以有效提升其产品市场竞争力。     

杭州区域创新体系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关联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在全球化条件下,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反过来也会促进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对浙江杭州区域创新体系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关联关系进行了研究。     

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测度与评价——基于2006—2012年数据

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优化完善对推进该地区一体化和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根据2006—2012年京津冀地区35个县级以上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数据,发现该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数量结构呈类金字塔型分布特征,人口规模结构呈T型分布特征。首位度以及位序—规模分析结果显示,该体系中首位城市北京的优势较为明显,中小城市发育相对较弱,城市人口分布差异较大,并提出从推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高位次城市之间合作、培育中小城市等角度优化京津冀地区的城市体系。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