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

利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量化测算了我国企业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并实证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外资进入每增加1%,性别工资差距降低约0.13%。在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的衡量方式,区分不同地区子样本以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得到了稳健一致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外资进入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往往具有更大的竞争压力,以及外资企业推行的同工同酬价值理念为本土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嘉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两种不同观点。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了嘉兴城乡收入差距,但也给投资地带来就业增长,从而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利用1990－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 FDI 对浙江11个地级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嘉兴城乡收入差距受 FDI 影响在全省排位情况,引入多个控制变量解释这种关系的影响路径,并提出建议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FDI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17年全球126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引入FDI高次方的基础上,应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FDI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劳动生产率与FDI之间呈现倒N型的空间非线性关系;FDI对劳动生产率的跨国影响既有正向的技术溢出,...     

FDI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17年全球126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引入FDI高次方的基础上,应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FDI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劳动生产率与FDI之间呈现倒N型的空间非线性关系; FDI对劳动生产率的跨国影响既有正向的技术溢出,也有负向的第三国效应。此外,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明晰了以技术水平为中介变量,FDI对劳动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与作用效果。     

中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及影响因素——基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利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sit指数方法,测算了2000～200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绩效,并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考察了工业行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碳排放绩效测算表明,行业整体的碳排放绩效在研究期内增加了7.8%,主要是技术进步的推动,技术效率则起抑制作用。收敛性检验表明,各行业碳排放绩效绝对收敛,即行业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影响因素分析表明,FDI可以通过水平技术溢出、前向和后向的垂直技术溢出对行业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不同类型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推波助澜还是雪中送炭?——基于CFPS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匹配至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的 个人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并且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未完全度过拐点.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在男性劳动力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力中并不明显;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影响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关系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U型"影响.研究结论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推动共同富裕.     

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2000~2013年OECD 31个国家和中国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出口技术复杂度将提高0.08%;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开放度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本文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双重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技术差距与FDI的溢出效应: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测算1999 ～2011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工业部门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检验溢出效应与技术差距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有21个省区的溢出效应为正、4个为负、6个不显著;溢出效应与技术差距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差距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FDI的技术溢出,但现阶段中国大部分省份表现为技术水平偏低,制约了溢出效应的有效释放.为此,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提出促进FDI技术溢出的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全球外商投资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已成为主要趋势,中国服务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化,并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的良性互动现象,提出服务业OFDI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4～2017年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行业生产率,但是其主要贡献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反而会抑制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动态格兰杰面板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存在互动机制,互为格兰杰原因。     

FDI的技术溢出与农业生产率——基于中部省份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3-2009年中部七省(吉林除外)的面板数据,定量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中部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有助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进口贸易途径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部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出口中学”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国际旅游收入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拉动效应和溢出效应两种方式促进东道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表明,国际旅游收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是国际旅游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验证了FDI对国际旅游收入的直接带动作用;当期的FDI产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会促进后期国际旅游收入长期稳定的增长,验证了FDI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关联效应;当期的国际旅游收入产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后期国际旅游收入具有较大的长期拉动作用,说明包括FDI直接或关联效应引致的入境旅客的旅游信息扩散效应对国际旅游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FDI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是新一轮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理论上.服务业FDI将通过资本效应、就业效应、技术效应、贸易效应和制度效应影响东道国服务业发展.而利用1987-2006年数据,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FDI单向地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因,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基于引力模型思路的检验发现,就业效应、技术效应和资本效应是服务业FDI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依次显著的传导路径.最后文章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合理利用FDI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促进就业的另一种渠道--一个基于FDI资本效应与技术效应的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带动就业的增长,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和资金的复合体,其对就业的促进机制是各不相同的.本文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与技术效应对就业的不同作用机制,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期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战略: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湖北省经济发展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一个经济变量与相应的外资结构等配置是密切相关的。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ADF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从1986～2008年期间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动状况入手,对比研究同期其他省份的利用外资规模状况,从规模的四个层面展开了实证研究,确定了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规模合理水平,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

产业集聚是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一种必然现象。本文围绕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出发,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具体考察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区位熵、集中系数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衡量的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指标,均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服务业集聚促进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中国钢铁产业政策变迁及实施效果研究

我国钢铁产业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势干预。钢铁产业政策实施的结果显示：我国钢铁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各地区重复建设严重;生产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且不同区域差距较大,华东地区生产效率较高。政策制定不合格和执行不到位是钢铁产业政策失效的两大原因。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