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交易机制开通,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DID方法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更换样本选择区间以及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传导机制,利用2001~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改革程度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并对资本深化这一中介传导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正向拉动资本深化这一中介变量,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对金融危机前后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危机后这种抑制程度有所降低。据此,本文建议金融市场化改革应更加重视金融服务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密切结合。     

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实证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教育人力资本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吉林省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视角定义税收结构更能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所承担的税负轻重。近年来我国税制结构变化大,有效税率的核算范围也亟待重新界定。对吉林省2004~2014年各项有效税率进行核算发现,吉林省有效税率结构不合理,其中劳动有效税率偏高,消费及资本有效税率偏低。利用内生增长理论选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建立计量模型发现,劳动收入及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对吉林省经济增长影响为负效应;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效应。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与趋势分析

针对当前诸多学者关注的中国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本文在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测算。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劳动份额大约在0.5左右,从横向上比较,这一数值与发达国家的确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使用状态空间变量模型对1991-201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估算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一种倒"U"型形状,说明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更符合"库兹涅茨事实"而不支持"卡尔多"事实,这与大多数学者结论基本一致。从趋势上看,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已经过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时间段,未来劳动收入份额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劳动在产出中贡献有可能继续降低。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常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是否有效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呢?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货劳税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而企业所得税对其有正向影响;财产税和其他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优化货劳税制度,进一步降低货劳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改革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研发投入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人才集聚和收益共享视角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2008—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促使劳动要素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份额提高0.9个百分点,增长约2.15%。机制分析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产生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包括研发人员数量的扩张,以及针对非管理层、非研发人员的普通员工的引致需求。(2)相对于管理层,研发人员具有更高的人均薪酬增幅和更大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通员工则因为数量扩张也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在收益共享中实现了偏向非管理层员工的劳动收入分配。本文为深入认识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兼顾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笔者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地市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系统性考察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分析指出，专项转移支付占GDP之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下降0.747个百分点，政府转移支付规模扩大显著阻碍了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并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进一步得出，一方面，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资本要素的回报率，因此使得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更偏向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当地消费服务业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影响。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能够清晰划分区制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不同劳动收入税负水平的表现.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劳动收入税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劳动收入有效税率门槛值分别为0.096和0.126;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非线性的,劳动收入税对其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抑制作用具有随税负上升而减弱的趋势.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抑制、经济结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金融抑制政策以扶持工业部门、压制服务业部门,造成经济结构工业化的扭曲,而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这种结构扭曲致使其劳动收入份额不断走低。使用理论模型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样本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模型预测值,且缺口趋于扩大;中国严重的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扭曲状况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约1/3的下偏。     

财政分权、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SDM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以及由此引致的策略性竞争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等经济社会因素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支出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抑制效应,但较之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客户集中度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客户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抑制创新需求、增加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削弱了资源在劳动要素中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对于企业劳动资源的侵占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层面,且当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产品独特性越强以及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时,客户集中度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补充了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企业效率,调整客户结构提供了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