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低工资:现状、原因和对策

农民工工资偏低已经成为我国分配领域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业比较利益低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形成农民工低工资陷阱最根本的经济因素;而国家对工资水平的行政干预作用小、农民工工会的缺失是形成农民工低工资最根本的制度因素。政府应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引导和推动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同时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以有效提高农民工工资。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工资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改革

从反腐败改革与经济效率是否激励相容的角度,结合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工资制度选择及其可能导致的"腐败陷阱"。研究表明:政府若选择效率工资制度,则提高腐败查处力度就会降低效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总产出和相应的福利水平;若选择"姑息工资"制度,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就需相应提高官员的补偿工资,从而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性税收。"姑息工资"制度会引发"腐败陷阱"。反腐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下滑,此时减少腐败收入等措施更加有效。为兼顾经济增长,反腐改革的事前预防要比事后惩罚更为有效。     

基于供求视角的“中等收入陷阱”分析与对策——来自日本与韩国的经验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看,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在有效需求与潜在供给的耦合作用下实现的。通过分析日本与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剖析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认为通过释放有效总需求和提高长期总供给能力,我国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应的对策为: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再分配政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相结合,提高劳动参与率。     

贵州劳动力单向流动的原因、影响与解决途径

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流动,本质上是供求关系作用的结果.贵州因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就业弹性小,劳动力需求少于供给而呈单向流出.劳动力长期流出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贵州应按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大就业弹性,扩大劳动力的需求.     

两类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是在两种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群体。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导致两类农民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上的差异。但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又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不仅同属于雇佣劳动，是劳动力商品，而且都是半商品。农民工的半商品性导致了农民工的低工资。而农民工的低工资不仅成就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成为三大资本增值的主要源泉。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凯恩斯一般就业理论综述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同时，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从而否定了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提出“需求可以创造自身的供给”。他认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和收入，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产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因而他主张国家千预经济，因为只有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达到“充分就业”；并且这种干预存在乘数效应，即可以起到对就业量和收入的加倍作用。     

劳动力市场供求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经济学博弈理论，阐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行为是多方博弈的过程。劳动力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理解和掌握博弈率的基本原理对不断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把握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状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特别是对随着社会转轨和经济转型逐步加深的我国，如何实施合理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营造人才成长和就业的良好平台，确定和完善博弈规则，进而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环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则内容与措施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政府在制订宏观政策时，要将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财政与货币投入要保持适度比例，以防止过高的通货膨胀为界限，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就业量，以经济稳定、协调的增长带动劳动力有效需求。要通过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立法，创造一个有效和公平的环境，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与问题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的变化基本上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吻合;有较强的地域性;技能水平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因主要有政策制度、科技进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改变居民生活方式,促进农村消费观念的改变,回乡投资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开放农村消费市场等积极影响。也有政策难以落实,土地抛荒,农村地区消费和经营收入较少等负面影响。应鼓励和帮助劳动力回乡发展,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利用转移劳动力智力优势提高农村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改善社会预期刺激消费需求

本文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 ,从社会预期与消费需求关系之间的角度 ,提出并分析了过剩经济背景下 ,社会预期低迷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从理论和实践操作层面进行解析 ,最后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改善社会预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六点建议和对策。     

我国最低工资政策的就业效应——基于北京市和重庆市建筑业的分析

VAR模型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建筑业就业只是在数理统计上存在关系,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最低工资对重庆市建筑业的微弱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并不明显,可以紧密联系行业平均工资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的萎缩将使增长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为缓和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逐渐下滑的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需要同时齐头并进。     

论合理工资水平与我国的劳工政策

合理的工资水平不但关系着劳资分配,还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在短期内,工资水平是通过劳资谈判确立的。长期内一国的工资水平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短期工资总是围绕着长期工资趋势线波动,这是一个马尔科夫试错性均衡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和劳资谈判这一试错机制的贡献密不可分。我国要形成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合理工资水平,必须用劳工立法和和集体谈判纠正工人的弱势地位。     

我国消费需求问题理论反思——兼与顾海兵先生商榷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究竟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有效供给不足,抑或是两者并存,理论界并未达成共识。顾海兵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恰恰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强劲;不是有效供给过剩,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对这样的总体判断,笔者不能苟同。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笔者也与顾文有不同的观点。故而提出浅见,就教于顾先生。此外,笔者试着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一些刺激消费的观点进行综合性的反思和评论,并对进一步刺激消费提供建设性的思路。     

名义工资粘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货币供给作用于总需求，第二个环节是总需求作用于产出。在第二个环节，需求的变化能否引起产出的调整取决于名义粘性的存在性及其强弱。名义粘性包括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工资粘性是价格粘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所以名义工资粘性是解释货币产出效应的基础。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具有一些特质，因而工资粘性很强并且形成的微观原因很特殊。极强的工资粘性保证了货币政策在第二环节的效果。这一结论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为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找到了方向。     

TJ药物研究院工资改革问题研究

TJ药物研究院现行工资制度存在着与单位改制不适应、不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激励机制不足、科技人员收入高但工资风险过大等问题。按照建立现代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要求,适应改制和科研、产业、经营（科工贸）三业并举发展战略的需要,从有利于继续搞活、做大市场、保护积极性和促进发展出发,工资改革方案应以“按岗位定酬、按技术定酬、按绩效付酬”为主线设计;同时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改革的政策和策略。     

公共品成本均衡化实证探讨

公共品成本不由市场直接决定,而是通过政府采购成本和对比关系决定,税收是公共品成本的主要来源。公共品成本过高将挤占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导致公共品与普通品总量失去均衡关系。通过1996-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实体利润和劳动力工资收入4个因素总量以及1991-2008年事业机关单位与企业用工总量对比的数据统计,分别对公共品成本分配关系与构成要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工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公共品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明显大于企业劳动力成本,导致公共品的成本高于普通品的成本。为实现公共品与普通品的均衡供给,公共品定义不宜过宽,公共服务机构需要减少人头数量,经济增长应优先于政府公共品收入并提高职工工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