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与对策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通过建立FDI与环境标准的关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虽然显著,但是程度很小,中国并未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引资竞争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污染避难所"有关假说,在FDI区位选择理论中加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因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地方政府以降低环境规制为手段策略性争夺FDI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到底"(race-to-bottom)的事实。基于2005年至2013年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以上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出于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有动机降低环境规制水平;考察环境规制策略性的空间计量模型显示,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政策博弈的确存在着"竞争到底"的特征。     

国内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综述

有关环境规制与产业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以及波特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一国环境规制的严格化会弱化该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该国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管制能够诱发创新。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可以刺激起企业更多的创新活动,引致生产成本的下降,使得该国产业的竞争力增强。国外学者实证研究时由于研究对象、模型、数据等因素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学者也做了一系列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国内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FDI、“资本深化”与工业污染排放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0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测算出中国的环境技术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FDI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FDI、资本禀赋、国有产值比重、环境技术效率等变量对于我国的工业污染排放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环境避难所"假说;FDI流入不仅直接带来大量的"三废"污染排放,而且通过关联效应驱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工业化和"资本深化",间接导致污染排放增加;资本禀赋、国有产值居高不下均强化了污染排放,环境技术效率显著弱化了污染排放。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构建和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存量FDI指标的基础上,采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有明显的惯性特征,存量FDI对环境确有不利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在长期内存在。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短期来看,FDI对东部地区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却无益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长期来看,FDI对3个地区皆有不利的影响,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构建和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存量FDI指标的基础上,采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有明显的惯性特征,存量FDI对环境确有不利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在长期内存在。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短期来看,FDI对东部地区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却无益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长期来看,FDI对3个地区皆有不利的影响,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中国对欧盟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基于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再检验北大核心CSSCI

运用2005—2016年中国对欧盟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对一国国际贸易专业化分工的引擎作用,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均不高,"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在中国实际凸显,但工业行业碳密集型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分别对其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故在中国工业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即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目前尚未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也面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潜在威胁,须引起重视。为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产生,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培育低碳导向的产业共生系统,以降低各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二要改革政绩考评导向、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协调消费、生产与碳减排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并强化执行效果。     

我国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1995-2005

本文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FDI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对外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环境,发达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向我国转嫁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得到证实。通过对比分析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我国的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正"U"形关系,不符合EKC假说,但是面板数据选择的样本符合EKC假说。以上结论与之前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本文给出了合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及其来源分解,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FDI及两者的交互项对GTFP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工业GTFP年均增长3.04%,其中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GTFP增长,从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FDI虽未能对中国GTFP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但FDI可驱使中国加强环境规制水平,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又能有效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对FDI起到"筛选"作用,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是GTFP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本研究在“污染避难所”的理论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FDI是工业污染的格兰杰原因；各地区FDI的相对水平与工业污染程度正相关，东部地区对工业污染的弹性低于中西部地区；在时间序列上，FDI与我国工业污染呈U型的“环境污染曲线”；此外，各地区治理污染的投资额与FDI显著负相关。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与环境规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非东部地区企业中并不明显,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有一定的条件。其次,高管短期薪酬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高管持股比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作用。而高管在职消费仅在东部地区企业中增强波特假说的有效性。     

异质型环境规制背景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绿色发展,强化环境保护制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大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重点在于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结合。鉴于此,以双向FDI和绿色发展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背景下双向FDI对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由于"污染天堂"与"底线竞赛"等现象存在,双向FDI会降低中国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由于"污染光环"效应以及寻找新"污染天堂"的需要,双向FDI合力促进高技术、轻污染产业集聚的形成,从而通过结构优化途径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此,未来我们在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重视引导双向FDI形成合理布局,特别是应该强化环境规制,因地制宜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激励双向FDI以减少污染损害,从而使得双向FDI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双重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于FDI的影响效应。全国样本数据检验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垂直型FDI呈现负效应,对于水平型FDI影响不显著。门槛效应方面,只有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垂直型FDI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说明正式环境规制与垂直型FDI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于垂直型FDI的抑制作用上升。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的经验数据,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试图识别出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不再是全局性问题,而是局部性问题。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还是经济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唯有中部地区城际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证据显著,其他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的竞争类型。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际政府环境规制为"差异化竞争";西部地区则没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与此同时,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方向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为负增长效应;西部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增长效应。这些研究既为创新各级政府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提供改进空间,又为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发展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校正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DMSP/OLS夜间灯光校正数据代替GDP衡量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运用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波特假说"进行经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典型的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刺激技术进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但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创新补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成功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也在不断加强,各地政府在环境治理上愈发重视。本文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成本和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其关系,实证研究各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在东部和西部不具显著影响,在中部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规制治理、公众诉求与环境污染——基于地区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经验分析

本文将环境规制实施影响区分为主效应、邻里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当前中国地区间环境治理行为模式,证实了地区间在规制治理投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且其对环境治理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考虑城市间策略互动性后,公众诉求并不会带来环境规制投入增加,进而无法降低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投入也不能显著降低污染与达标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财政自主度提高并不会显著提高环境规制投入,也不能降低环境污染,但邻近城市的财政自主度提高将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等提高本城市的环境达标水平;同时,市场化发展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并提高环境达标水平.本文认为,未来中国需要在创新公众诉求路径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有关工作以提高规制效果,但其根本路径则是需要创造独立的环境规制实施环境.     

零售产业FDI行业内效应研究:溢出还是挤出?——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商贸流通业FDI效应研究相对薄弱的背景下,文章以一般性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理论框架为基石,并结合零售产业特质,提出了关于我国零售产业FDI行业内效应的四个理论假说,进而采用1999-2010年我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对假说进行了经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零售产业FDI行业内效应在我国区域之间呈现了明显的异质性,"溢出"与"挤出"并存,且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规律性;(2)高"质"的FDI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显著于依靠FDI"量"的集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且"适量"的FDI参与程度是"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前提;(3)FDI规制政策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环境变化等对本土零售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文中提出的四个假说均被证实。     

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研究的文献评述

文章从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系为切入点,对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进行评述。通过相关学者对"污染避难"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主要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只有规模效应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恶化,而其他两个效应则会改善环境状况。最后,提出我国在面对环境问题是的一些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