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非洲39国面板数据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一直受国际社会质疑,本文总结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影响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质量与数量2个维度16个指标在内的基础设施变量,并运用39个非洲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这一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市场、资源、开放程度和人口等因素后,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受援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的主要考虑因素,中国现有的基础设施援助尚不能显著提高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     

对非援助会减轻腐败对投资的“摩擦效应”吗——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合作策略

提升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非援助和对非直接投资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两大核心.本文采用2002-2013年47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腐败的内生性以及使用全球清廉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和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和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国家的腐败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摩擦效应”,不存在“润滑效应”;(2)中国对非援助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样本回归显示,中国对非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能有效减轻东道国腐败对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生产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援助对直接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和利用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仍然得到稳健性结论.     

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6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66个受援国2002-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出口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促贸援助”总额和生产部门援助的增加都能够提高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对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没有显著影响;生产部门援助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促贸援助”总额和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都不存在该效应;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多样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态势.上述结果暗示我们,在提供“促贸援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类别援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受援国出口多样化的具体效应,同时要注意援助的“门槛效应”,控制合理的援助数量,以充分发挥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对外贸易的促进效应.     

官方发展援助影响FDI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结构视角

文章运用扩展的solow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不同部门援助对FDI的影响机制,并以72个亚非国家的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一、援助通过直接影响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渠道影响FDI;生产部门援助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影响FDI;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和由一般预算支持、债务减免构成的其他部门援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影响FDI。二、72个亚非国家接受的不同部门双边援助对FDI的影响不同。社会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和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促进FDI的流入,生产部门援助与其他部门援助替代了FDI;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对FDI的促进效果最好,生产部门援助对FDI的替代效果最强。因此,为提高援助效率,亚非援助国应增加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改善生产部门援助、一般预算支持和与债务减免的有效性。     

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对非援助、直接投资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中国对非援助积极贯彻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促贸援助",通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发展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基于对外援助与OFDI对出口升级联系机制的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皆有利于非洲出口总额增加,其中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工艺升级,而对非直接投资则有利于非洲工艺、产品和功能三个维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且当前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对非洲出口升级的边际效应仍处于互补阶段。     

我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效率研究

文章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大量基础设施需求的资金"瓶颈"、资金效率和渠道,通过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了我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效率、结构和影响这些资本投入总量的内在机制.结论是: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既需要政府公共投资,也需要市场化私人投资,两者的比重与效率为倒U型,其最佳融资比例结构约为1:2;相对公共资本,私人资本的逐利行为对基础设施投资有更高的产出效率;私人资本投入规模受居民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公共资本拉动的影响;公共资本投入的规模受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采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退出基础设施市场,"公"、"私"并存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已成为推动国际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使用2001—2017年40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援助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提升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显著加强了出口贸易的提升影响；第三，对低收入和沿海国家的援助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援助具有门槛效应，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促进出口贸易。为提升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应完善援助与贸易互动发展机制、增加基础设施援助、推动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配置、增加对低水平国家的援助。     

跨境风险投资的联合投资模式与投资绩效评估——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阐述了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本土伙伴和联合投资网络位置特征与投资绩效的内在关联和作用路径,并对其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比率与投资交易数间呈倒U型关系,本土伙伴数对投资交易数的影响为正,网络中心位置对投资交易数的影响也为正;(2)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比率与投资专业化程度间呈U型关系,本土伙伴数对投资专业化的影响并不显著,网络中心位置对投资专业化的影响为负;(3)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比率与投资退出的关系不显著,本土伙伴数对投资退出的影响为正,网络中心位置对投资退出的影响为正。     

国家控股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投资增长率均处于上升趋势,出现了投资过热,而国家控股企业作为我国企业主体,更是表现出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同样出现了非效率投资现象,即表现为过度投资。本文以中国转型经济制度为背景,选取2001~2010年沪、深两市12个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国家控股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国家控股与过度投资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国家控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国有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可以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股权制衡在缓解过度投资方面未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成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援有效促进了援助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融，而受限于中国外援项目主要模式单一，忽视“软”援助且在技术溢出、文化互通方面尚存在优化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硬”援助、减让性要素最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直接拨款的援助方式对政治互信的影响更具优势；以免费技术援助为典型的间接援助方式是促进中非双方技术合作的良好通道；扩展性分析显示，对于非洲地区的国家，石油资源越多，并不意味着越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在考察了援助与非洲当期及未来石油开采之间的关系后尚未发现中国外援“资源掠夺论”的合理依据。本文研究结果符合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应有之义，对制定对外援助战略方针、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有一定参考意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30个省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得出以下结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U"型的影响关系。另外,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表现为"U"型的影响,而工业污染源治理则能够更好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通过对不同创新能力地区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于创新能力高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对于创新能力中等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与污染治理投资都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关系,但排污费抑制了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创新能力较低的地区,只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正"U"型的作用。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兼论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现金持有水平与高管变更三者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呈倒“U”型关系,现金持有水平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通过业绩压力以及代理成本两种作用机制实现;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在现金持有水平低组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中显著,而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在环境非友好型企业中更加明显;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及非正常变更组中较为显著。文章探索“双碳”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耦合,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有效协同的机理与效应,为完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机构知识多样化与退出绩效:投资阶段的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CV Source数据库2005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检验风险投资机构知识多样化对其退出绩效的影响以及投资阶段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机构知识多样化与其退出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2)投资阶段调节风险投资机构知识多样化与其退出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即与晚期阶段投资相比,在早期阶段投资的条件下,这种U型关系更显著.     

摩尔多瓦:国际援助带来投资商机

被欧盟列入候选成员国的摩尔多瓦．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狭小一直没有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投资者的太多关注。2006年以来。以欧盟为主的国际社会为振兴摩国内经济，陆续对其提供了巨额援助，摩尔多瓦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全面展开．投资商机大量涌现。[编者按]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FDI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29个省市区面板数据

利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1999—2004年的数据,研究东、中、西部地区FDI与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关系,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与FDI呈正向关系,投资性支出与FDI呈负向关系,都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呈倒"U"型特征,而投资性支出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呈"U"型特征;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呈"U"型特征,投资性支出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呈倒"U"型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中国国际援助与开发合作的体系构建及互动协调

面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及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变化,并根据新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国际援助及开发合作体系,研究国际援助与开发合作的发展趋势,加强体系构建。近年来,中国在对外援助及开发合作管理协调机构的设立、投融资体系的构建,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未来中国对外援助及开发合作体系的构建应主要体现在正确认识国际援助与开发合作的交互作用、研究和总结典型国家的国际援助与开发合作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中国在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建营"各领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明确中国国际援助及开发合作的不同职能和战略定位、统筹联动国际援助与开发合作的投融资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监督评估体系等方面,提升中国国际援助及开发合作的管理协调水平,提高其有效性,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发挥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