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盐业专卖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以金代为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盐一直是最重要的国家专卖物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盐需求弹性小、生产源头容易控制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低等特性决定了盐容易为国家所掌握,且国家以较小的投入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此外,盐业专卖制度有利于政府在寻找交易对象、确定交易价格、签订交易合同以及开拓消费市场等方面降低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政府的净收益。但是,封建专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它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     

宋金元纸币断想

宋金元纸币先后经历了宋交子、金交钞、元纸币三种形式。最初，宋初产生了并非纸币的民间川交子。紧接着，面对税收不足和军费吃紧，宋朝发行了官交子。然后，经济化落后的金朝，直接借鉴宋交子，将其改装成准纸币——“交钞”。最终，元朝纸币集宋交子和金交钞之大成，第一次实现了纸币的不可兑换和稳定性。交易、交通、战争、税收等多种因素促成了宋金元纸币的嬗变与演进。在此过程中，“国强币强，军败值跌”得到了充分展现。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专卖政策对财政危机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专卖政策的看法，一般认为专卖政策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是，本通过对这一时期财政状况及专卖政策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专卖政策加剧了财政危机，并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民国地方公债发行研究——以南京特别市特种建设公债为例

公债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民国时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使用,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在民国历史上发行了唯一一次特种建设公债。该公债是为了解决首都建设中的住宅与自来水经费问题,从准备发行,到条例拟定与配套章程的完善都能看到南京市府的努力。市府通过整理财政收入中的市产与车捐项目,为特种建设公债提供了充足的基金,但是公债的发行却没有得到民众的积极认购,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制约,中央公债的发行限制了地方公债的推销,而市府的频繁换届及公债自身问题也影响了公债的推销。     

地方政府市政债券发行的安全规模研究——以上海市政债券发行为例

我国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已开始试点,由于地方政府经验尚浅,必将面临许多问题,因此从发债规模的角度展开论述,运用适当改造后的KMV模型研究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安全规模是十分有必要的。以上海市为例,首先运用计量方法回归预测出2011年的上海市的地方财政收入,然后确定地方财政收入的担保比例,最后运用上述KMV模型,得出不同发债规模下所对应的违约率,并通过对违约率的定位得出上海市地方政府债券的安全发行规模。     

迎新世纪钞、币装帧卡五种款式辨析

2000年111月28日发行的面值为100元的"迎接新世纪纪念钞"和面值为10元的"迎接新世纪纪念币",是我国在20世纪发行的最后一个流通纪念钞币.发行量均为1000万张(枚).其中纪念钞为我国首次采用塑料材质,其基片能防静电、防油污、防复印,安全性强.这套钞、币具有题材好、材质新、工艺精、发行量小、发行时机佳等特点.而将其装帧后的卡册图文并茂,形式美观,不失为收藏欣赏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我国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制度探讨

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所发行的债券被称为地方政府债券.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明文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分税制的实施导致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各级地方政府开始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来解决融资问题。地方政府债券为福建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路网、污水管网建设和小型公益项目的运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地方政府债券发展高涨的当下,要从地方政府债券相关制度寻找隐患,通过严格控制债券发行规模、完善报批和发债管理制度、实现债券发行的多样化等措施,保障地方政府债券的健康发展。     

英属印度时期孟加拉地区盐专卖的启示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曾在孟加拉地区实行严苛的食盐专卖政策，尽管“盐价高企、税负沉重”的同时“盐质低劣、私盐泛滥”，加剧了底层贫困人口的生活负担，但同时也使得盐税收入成为除土地收入外最大的财政来源。尽管食盐专卖增加了生活成本，并且滋生利益集团。阻碍产业发展，但同时盐专卖作为一种财政制度具有来源稳定、汲取效率高、易于管理的特征。因此专卖制度本身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将为我国目前的食盐专营改革带来启示。     

江西整理金融库券发行初探

江西整理金融库券是国民政府初建时期,江西省政府针对当时江西爆发的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而发行的地方公债。通过发行整理金融库券,清理江西地方银行债款,收回旧江钞、江西十年公债、江西十四年公债,拨充裕民银行股本,近代江西最大的一场金融危机终于得以缓解。江西整理金融库券发行,为我们当今的地方公债发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食盐专营影响评价

借鉴管制影响评价方法，运用福利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从碘缺乏病、经济效率、社会成本三大角度，本文对当前的食盐专营体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食盐专营制度对遏制碘缺乏病的巨大作用在于为其提供了实施机制。但遏制碘缺乏病在其他盐产业治理方式下同样能够实现。此外，食盐专营制度尽管通过定点生产和产量计划稳定食盐供应、提高食盐质量，但也导致产业链畸形化、市场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并且产品价格高、垄断暴利突出、社会剩余损失大，表明当前食盐专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正面作用。新的盐业体制改革需要从碘盐制度、经济效率、社会成本三大角度来设计和实施。     

食盐专营的制度缺陷与改革路径

食盐专营制度的内在缺陷,集中体现于行政性的垄断机制造成＂租＂的稳态、命令式的管制手段导致＂租＂的集聚,而政府特许投标制度,能够启动竞争机制,使＂租＂自动消散,并利用契约式管制手段,将＂租＂有效地转移出去,这样不但能弥补食盐专营的制度缺陷,进而规避因＂租＂的稳态和集聚而引起的寻租、腐败和低效率等弊端,而且还能确保消除碘缺乏病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中国古代食盐专卖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以明朝“开中法”之动因与结构、演化与锁定为例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研究大多基于历史学范畴而鲜有经济学视角,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新经济史"研究,以明朝"开中法"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下的食盐专卖制度为例。依托史实,从国家性质与垄断利润角度解释了食盐专卖制度实行的动因,并进一步探讨其结构性问题:由于分利集团各自集体行动、腐败寻租以及共容利益的缺失导致制度运行效率与相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同时通过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理论,从动态演化角度阐释了专卖制度"锁定"与衰亡的内在逻辑。最后指出,只有构建保护私有产权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才是推动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应有之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地方财政困境研究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地方财政是城乡一体化顺利推进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地方公共财政将承担更多职责。然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财政收入来源单一、地方财政债务风险严重以及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都制约了地方财政作用的发挥。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加强对地方财政债务风险的监控,以帮助地方财政走出困境。     

公共品成本均衡化实证探讨

公共品成本不由市场直接决定,而是通过政府采购成本和对比关系决定,税收是公共品成本的主要来源。公共品成本过高将挤占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导致公共品与普通品总量失去均衡关系。通过1996-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实体利润和劳动力工资收入4个因素总量以及1991-2008年事业机关单位与企业用工总量对比的数据统计,分别对公共品成本分配关系与构成要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工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公共品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明显大于企业劳动力成本,导致公共品的成本高于普通品的成本。为实现公共品与普通品的均衡供给,公共品定义不宜过宽,公共服务机构需要减少人头数量,经济增长应优先于政府公共品收入并提高职工工资收入。     

财政收支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财政政策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在财政收支与城乡收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财政收入则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均衡财政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显著,这就要求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财政收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思考——比例、用途与平衡

我国财政收入近年来高速增长,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渐加大。这种变化趋势虽然在近期内为相关财税制度变革提供了条件,但某些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规模并没有随着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而有显著提高。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的改善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仍然是重要课题。同时,为了应对财政收入增长波动,应该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预防措施。     

我国税收国家发展的实证分析与国际比较

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有所降低,由于国际统计口径的不同使得我们无法直接就此进行国际比较。通过调整数据口径,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结构并进行国际比较。我国目前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主体,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债务收入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规模较小,短期内对我国造成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我国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控制债务规模。     

宏观收入分配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无论是与历史还是与“标准结构”比较,我国居民消费率都明显偏低。我国居民消费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相对份额的不足．其具体表现是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GDP、财政收入及企业利润增长．深层原因是政府财政对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偏爱强化了经济循环中政府与企业部门相互倚重、居民部门被边缘化的失衡格局,使国民收入更多地流入了企业与政府部门。要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低迷问题,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考核机制、优化关注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更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以居民收入增长为核心的消费拉动型模式的转变。